1月19日，韓國漢城市市長李明博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把漢城的中文名稱改為“首爾”，“漢城”一詞不再使用。為什么呢？李明博說，絕大多數(shù)國家都將Seoul按照與英文標記相似的發(fā)音來稱呼，漢語中的華盛頓、倫敦、莫斯科也都是根據(jù)這些地名的固有發(fā)音來標記的，只有漢城的中文名稱一直沿用古代的叫法。漢城市經過一年多的意見征求，確定用新的中文名稱“首爾”取代“漢城”。理由聽起來很充足。不過按徐友漁先生的分析，韓國人此舉有著深層的民族心理原因，因為漢城是我們的祖宗給取的名，他們聽著不舒服，這是想徹底抹去自己歷史上曾經是他國附庸的心理。

名字是一種符號。一個沿用多年的名字改了，總是有緣由的。明朝時，洪武皇帝?！懊舨裤尨胃魈幩e儒士及聰明正直之人，皆授以官”。有個叫吳沉的被推上去了，本來是件好事，偏偏經辦的人糊里糊涂地把吳沉的名字給改成了“吳信仲”，沉字濬仲，也跟信仲不搭邊。授翰林院待制后，吳沉對修撰王厘說：“名誤不更，是欺罔也?！币诮鸬钌险f明實情。王厘說恐怕皇上會發(fā)怒吧，吳沉不聽，“牒請改正”。朱元璋高興地說吳沉：“誠愨人也?！睈?，謹慎、誠實意。這個評價有點莫名其妙，跟誠實與否怎么扯得上？要我看，吳沉先前不忙著改，到有了位子再“算賬”，恰恰體現(xiàn)了其狡猾的一面。當然，吳沉也有可書的一筆。《明史》上說，嘉靖九年“更定祀典”，對孔子改稱“至圣先師”，就是吳沉的作用，他曾經“著辯”，認為“孔子封王為非禮”，后來的人們乃相沿其說。

唐朝有位蔣乂，本名蔣武，他的改名是試圖顯得自己很偉大。唐憲宗召見他時，他說：“陛下已誅群寇，偃武修文，臣名于義未允，請改名乂?！边@種改名，恐怕是出于蔣氏的靈機一動，但很得憲宗的歡心，“忻然從之”——恐怕也沒有必要反對。《舊唐書》云：“時帝方用兵兩河，乂亦因此諷喻耳?！本褪钦f，人家有兵諫、筆諫、尸諫等等，蔣乂則是改名諫。有沒有效果，史書未說，但我們不難認為：不可能產生任何效果。有話不明說，玩這種春秋“改名”法，憲宗明白是怎么回事沒有，還是個疑問。

隋朝長孫覽的改名不是出于自愿，而是出于皇帝的意旨。他原名長孫善，“有口辯，聲氣雄壯，凡所宣傳，百僚屬目”。北周武帝宇文邕在藩的時候就很賞識他，繼位之后更對他說：“朕以萬機委卿先覽。”因此賜長孫善為長孫覽。隋代北周之后，長孫覽一樣很吃得開，至于文帝楊堅向他許諾：“朕當與共享終吉，罪非謀逆，一無所問。”那意思是說，只要長孫氏不造反，不管犯了什么事，隋法都將對他網開一面。在兩個朝代里都是皇帝的紅人，長孫覽的品格是值得質疑的。我想，楊堅要是有興趣，把他改成長孫別的什么，他同樣會欣然接受。

最喜歡改名的人，恐怕要推短命新朝的建立者——王莽。他這個人不僅喜歡改官名，而且喜歡改地名。秦漢奠定的官僚帝國體制框架，被他依照《周禮》全然顛覆，官制官稱當然也弄得“煥然一新”，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四輔、三公、四將、四少秩、四羲和，名目“古怪”而繁多。他改地名又到了什么程度？郡縣之名以符瑞改者數(shù)百，且盡量使用“嘉名”。“歲復變更，一郡至易五名，而復還其故”，改了半天，還是回到原來。他這種改，不是像今天的縣改市、市改區(qū)，改改后綴；他是干脆不叫這個了。但改得太頻繁，把百姓弄得很糊涂，根本記不住，于是“每下詔書，輒系其故名”，就出現(xiàn)了類似這樣可笑的文字：“制詔陳留大尹、太尉：其以益歲以南付新平。新平，故淮陽。以雍丘以東付陳定。陳定，故梁郡。以封丘以東付治亭。治亭，故東郡。以陳留以西付祈隧。祈隧，故滎陽?！蓖趺矚g改名，當然也是有理由的，那是緣于他的復古癖，按他的觀點，恢復了《周禮》的那套，“制定則天下自平”。而用錢穆先生的話說，“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種書生的政治”(《國史大綱》)。

據(jù)說，康熙皇帝的一個筆誤，把杭州靈隱寺硬給改成了云林寺。雖然那塊御書的牌匾至今還掛在正殿之上，但云林寺充其量只是添的“又名”，人們仍然叫它靈隱。前兩年，柬埔寨首相“洪森”的中文名字曾改為“云升”，后來，他們的首相辦公廳又正式發(fā)布公告，要求統(tǒng)一用回過去的。當初改名圖的是吉利，但吉利之余，麻煩卻大，國內國外莫不以為柬埔寨換了新首相。最麻煩的是，在政府部門頒布一些具法律效力的文件中，時而把首相稱為“洪森”，時而又把他稱為“云升”，他們擔心，容易引起一些法律上的麻煩。“漢城”改成“首爾”之后，不知道會不會面臨同樣的問題。

2006年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