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這些活動之外，我們還常常到位于歌東松戈的幾個高山印度寺廟和位于安佩爾佳丁山腰上的一個農場里玩耍。這個農場屬于一對日本夫婦。我們每次走到他們農舍門口的時候，都會受到這對夫婦的熱情歡迎。他們會十分友好地把我們請進他們的屋里，給我們喝他們農場自產的新鮮牛奶，然后帶著我們在農場中參觀。他們對我們真的非常友好，對我們的不期而至總是熱情相待。戰(zhàn)火燃燒到爪哇之后，人們才得知這對夫婦原來是日本派來的間諜，真是萬萬沒有想到??！他們的那個農場正好位于安佩爾佳丁山的半山坡上，山下廣闊的區(qū)域和戰(zhàn)略要地可以一覽無余。

在日本侵占爪哇之前的幾年里，許多日本商人來到了爪哇。這些人都是日本精心策劃后派來的探子，其目的就是為日后的入侵作準備。就連多次為我們家拍照的那個“友好”的日本攝影師，結果也是一個間諜。這個人在三寶壟一帶很受歡迎，我們家的照片中有不少都是他拍攝的，其中就包括本書封面上我的那張照片。當這些日本人滿臉堆笑不住地向我們點頭哈腰以示友好的時候，卻一直在暗中處心積慮地把我們推向毀滅的深淵。

我的學校生活是從三寶壟市的天主教方濟會小學開始的，這所學校就位于該市的主要街道波東大街上。每天一大早，我從家里坐著校車出發(fā)，一個小時后才能到達學校。

學校每天第一堂課的上課時間是早上七點，放學時間是下午一點，也就是說我回到家的時間始終是一天中最熱的時候。正午的炎熱常常使得我們的印尼校車司機昏昏欲睡，所以車上的孩子們不得不輪流坐到他的身邊，密切地觀察著他的一舉一動，一旦發(fā)現(xiàn)他閉上了眼睛、耷拉下腦袋的時候，就立刻用手戳戳他的肋骨，讓他清醒過來。

方濟會小學的教師們都是修女，對我們的要求非常嚴格，但是我們都熱愛和尊重她們。在大蕭條時期，父親的收入減少了一半，已經難以負擔孩子們的學費，但是心地善良的修女們卻允許我們不交一分錢繼續(xù)在校學習。

1993年，我第一次回到了這所小學，重溫當年的美好時光。學校的規(guī)模已經擴大了許多，然而那幢老教學樓的主體部分卻依然如故。再次走在通往教學樓門廊的碎石路上，一種無比神奇的感覺從心中油然而生；門廊的墻上掛著戰(zhàn)前在學校里任教的荷蘭修女的照片，我立刻就認出了其中的一些人，懷舊的熱淚禁不住流下了我的臉頰。

在那些照片的下方擺放著一張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我也認出了它——當年它就擺在校長西維爾修女的辦公室里。看著這張歷經滄桑的桌子，我不禁想起了58年前自己羞愧滿面地站在它面前的情景。

那年我讀七年級，而且是西維爾修女教過的奧赫恩家的第三個孩子了。那天，我提前到達了學校。走進教室后，我發(fā)現(xiàn)架子黑板的背面寫著當天歷史考試的試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幸運！雖然黑板已經上下顛倒翻了個個兒，但是我歪著頭還是完全可以看清楚每一道試題。于是，我拿出筆記本開始把試題抄下來，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突然聽到了玫瑰念珠相互摩擦發(fā)出的聲音。要掩蓋自己的作弊行為已經不可能了，西維爾修女已經走進了教室里，我被抓了個現(xiàn)行。我立刻感覺到了自己臉上火辣辣地發(fā)燙，心中充滿了可怕的羞恥感。

“你怎么能做出如此不誠實的事情呢！”西維爾修女呵斥道，“你，揚，這里有那么多的學生，可偏偏是你這個奧赫恩家的孩子干出了這樣的事情!”奧赫恩家的人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我們家庭在整個社區(qū)里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在三寶壟市里，甚至有一條名叫奧赫恩的街道，那是為紀念我的爺爺而命名的。我的哥哥和姐姐也都是學校里最優(yōu)秀的學生和運動隊的隊長，他們在各個方面都表現(xiàn)出了優(yōu)秀的品質。我這個不太聰明的孩子始終都掙扎在他們的光環(huán)之下，根本無法望其項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