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伯達晚年，對于這“老鼠搬家”事件向筆者解釋說，他是搬到我國駐蘇使館去住，又不是住到蘇方的什么地方去，而他搬到我國駐蘇使館去住，不存在“行蹤詭秘”的問題。他搬出毛澤東主席住地，則是因為他被排斥于中蘇會談之外，在那里無事可做，住到我國駐蘇使館可以讓兒子過來跟他一起住。他說，他并沒有“同蘇方搞了一些不可告人的勾當”。

此后不久，發(fā)生了所謂的“《紅罌粟》事件”。

在陳伯達倒臺后，在1972年7月，關于他的“審查報告”中有這么一段：

他接受蘇方的邀請，同蘇方人員密談。他出席觀看丑化和污蔑中國革命的芭蕾舞劇《紅罌粟》，并同該劇的編導座談。

這又是怎么回事呢？

在筆者采訪陳伯達的那些日子里，正值《參考消息》連載費德林的回憶錄。費德林是中蘇會談的見證人，他的回憶錄《歷史的篇章——夜間會談》在1988年10月連載于蘇聯(lián)《真理報》，由于內容涉及中蘇會談，中國新華社的《參考消息》也就予以譯載。其中，費德林寫及“《紅罌粟》事件”。

費德林的回憶錄后來在1995年由新華出版社出版中譯本，書名為《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書中的回憶比當年《參考消息》的連載更詳盡。本書初版引用的是《參考消息》連載稿，現(xiàn)據(jù)《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一書的《陳伯達看芭蕾舞的故事》引用如下：

我還要講一段我親身經歷的事，一個值得吸取教訓的故事。

1950年2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我們文化部門想讓中國朋友了解一下首都莫斯科的文化生活。他們覺得最好從大劇院上演的芭蕾舞劇《紅罌粟》開始。舞劇的劇情同中國有點關系。至少，它的作者和編導是這么認為的。他們是過分地以想象代替現(xiàn)實了。為了加深印象，《紅罌粟》的作曲者格里埃爾也應邀出席。

由于某種原因（恐怕不是偶然的），毛澤東沒有來看劇，盡管大家都希望他能到場。

幾位中國朋友由著名的黨的思想理論家陳伯達教授率領，坐在貴賓席上。中國同志看得很認真，有些問題還相當奧妙。

當劇中一個上海的老鴇出場時，陳伯達突然問：“咦，這個家伙是干嗎的？”

我作了解釋，但是他并不罷休：“這個丑八怪是中國人嗎？其他那些也是中國人？你們以為中國人就像臺上扮演的那個樣子？你們覺得好玩，是嗎？”

我不知怎么回答是好，這可不是一般性的問題。

我不得不對他說，我們大家都是從自己的角度、自己的想象出發(fā)的。外國人很難演出中國人的樣子，必須加以化裝……

“恐怕不是化裝問題吧？你看他那樣子、他的動作，簡直讓人惡心！……”陳伯達激動地說。

我不安地注視著教授的情緒。隨著劇情的發(fā)展，他的問題越來越多，戲到半途，陳伯達不想看了，提出退席。

我費了好大口舌才勉強把中國客人挽留下來，否則大家下不了臺。我拿出的最后一招是借口著名的作曲家格里埃爾也出席了，他年老體衰，出來一趟不容易……

“你說，《紅罌粟》是著名作曲家的作品？”陳伯達打斷我的話。

當時我覺得這人太刻薄、太不講情面了，于是不得不想出各種口實來挽留他。我說，我們的功勛音樂家已經高齡，他今天是專程為歡迎中國貴賓而來的……

最后陳伯達才打著官腔說：“那好吧，為了禮貌，留個情面，我們看下去。居然這樣來丑化中國人的形象，簡直像一群土匪，丑八怪。對于進步的藝術家來說，簡直是不能容忍。對不起，這太不像話了……”

演出結束后，我們應邀來到大劇院經理室，那里擺好了酒菜，招待中國貴賓。

后來的事態(tài)加深了本來就很尷尬的局面。這時候，無論是富麗堂皇的家具擺設（如描金的桌子和絲絨軟椅）、殷勤周到的服務，還是主人的熱情好客，都引不起陳伯達及其隨行人員的興趣。氣氛很沉悶，沒有通常觀劇后談笑風生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