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這一電文，足以看出，毛澤東對陳伯達所寫的《評〈中國之命運〉》是何等的重視！

在陳伯達發(fā)表了《評〈中國之命運〉》之后，延安的另幾位“秀才”也響應毛澤東的指示，寫了批判蔣介石《中國之命運》一書的文章，其中有歷史學家范文瀾的《誰革命？革誰的命？》、哲學家艾思奇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戲劇家齊燕銘的《駁蔣介石的文化觀》等。這四篇文章曾結成一集，書名仍用《評〈中國之命運〉》，曾廣為印行。

1943年7月30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文《關于審干的九條方針和在敵后的八項政策》中，又一次強調：

望將延安民眾大會通電、解放報社論及陳伯達、范文瀾評《中國之命運》等文多印廣發(fā)，借此作一次廣大深入的有計劃的階級教育，徹底揭破國民黨的欺騙影響。不要把此事的重要性看低了，國民黨思想在我們黨內是相當嚴重地存在的。

1943年8月5日，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發(fā)出《有系統(tǒng)地進行一次關于國民黨的本質及對待國民黨的正確政策的教育通知》，規(guī)定了五篇文章為各單位必讀的學習文件：中共中央《為抗戰(zhàn)六周年紀念宣言》《延安民眾大會關于呼吁團結反對內戰(zhàn)通電》、劉少奇《清算黨內的孟什維克主義思想》、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王稼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劉少奇、王稼祥是中共資深的領導人，陳伯達居然能與他們并列，清楚地表明自從發(fā)表《評〈中國之命運〉》之后，陳伯達在黨內的聲望迅速提高了。

于光遠在1998年6月所發(fā)表的回憶文章中，談到了當時自己對陳伯達的《評〈中國之命運〉》的印象以及《評〈中國之命運〉》的廣泛影響：

從整風起，陳伯達的地位突然提高很快。我這個人對人事升遷一向不那么注意，可是連我都感覺到了這一點。特別是1943年夏天他署名的長文《評〈中國之命運〉》在《解放日報》頭版以整版的篇幅發(fā)表，使得我和一起工作的許多同志都有這樣的感覺：陳伯達一下子成了我們黨內一個很重要的人物。《評〈中國之命運〉》是一篇很長的文章，氣魄很大，完全是代表黨中央的口氣，后來出了單行本。中央機關總學習委員會指定此書作為各單位必讀的學習書?！吨袊\》是蔣介石1943年初發(fā)表的，當作國民黨“干部必讀”教材的一本書。當時我正在被審查搶救，沒有看到。蔣介石這本書的基本內容我是從陳伯達的評論中知道的。據(jù)說這本書是陶希圣為蔣介石寫的。陳伯達的那篇文章，提得那么尖銳、駁斥得那么有力，我不得不佩服。當時我就想，這篇文章一定是經(jīng)過毛澤東看過改過的，但是文章的底子總是陳伯達的。黨中央決定用陳個人名義發(fā)表也說明陳伯達在黨內的地位大大提高。

兩年之后黨的“七大”召開，毛澤東在所作的開幕詞中，把《論聯(lián)合政府》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并提，作為中國之命運的兩種。這個開幕詞在傳開之后，更使我感到陳伯達那篇文章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