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們研究“五四”新文學各方面的特質，都要首先提到偉大的魯迅。如果沒有魯迅，我們的文學很可能是另外的面貌。

一九一八年春天，當魯迅拿起筆，聲援新文化運動提倡者們的時候，他是抱著“啟蒙主義”，想“借用”文學的力量，來“改良社會”。魯迅帶著他半生積聚起來的深刻思考走上“五四”新文壇，他選擇了這樣一條文學道路：以思想家去做文學家。

人們常常引用高爾基的話：“藝術家應該努力使自己的想象力和邏輯的力量，直覺因素和理性因素平衡起來?！比欢@種平衡很難實現(xiàn)。如果期望的是在理性力量和藝術力量都非常強大的基礎上的平衡，那就難乎其難。實際上，在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中，理性滲透的程度大不相同，甚至因此而形成了兩類各有特征的文學、兩類各有偏重的文學家的分野。巴爾扎克曾區(qū)分“觀念文學”和“形象文學”，他指出：這是“對智慧的相當自然的區(qū)分”。岡察洛夫曾區(qū)分“自覺創(chuàng)作”和“不自覺創(chuàng)作”，他認為“兩者都對，這就看在藝術家身上什么占主導地位：是理智呢，還是想象和所謂的心靈?！眲e林斯基區(qū)分了“思想的、自覺的天性”和“藝術的天性”。盧那察爾斯基區(qū)分了“思想家兼藝術家”和“藝術家兼思想家”。我們泛覽人類文學史上的優(yōu)秀成果，會感到：這樣的區(qū)分不無道理。

魯迅屬于“思想的、自覺的天性”，屬于“思想家兼藝術家”。他強大、清醒的理性是現(xiàn)代中國的一個奇跡。他對舊道德、舊文化、舊傳統(tǒng)和整個舊世界的批判所達到的人所難及的深度，僅就這一方面來看，他超過了當時中國一切革命家思想家，包括已經(jīng)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思想家。魯迅“五四”時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反映出他對祖國歷史和民族命運的窮根究底的探求。他后來甚至表示，他寫小說，只是“提出一些問題而已，并不是為了當時的文學家之所謂藝術”。

魯迅代表著中國文學史的一個新時代，他為中國文學的發(fā)展，開辟了嶄新的道路。這是走向人民、走向進步的道路，也是理性光輝照耀著的道路。這是魯迅的選擇，也是時代的選擇。當《新青年》舉起思想啟蒙的火把，剛剛開始涉及文學問題的時候，陳獨秀就指出：“西洋所謂大文豪，所謂代表作家，非獨以其文章卓越時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逼鋵?，西洋“大文豪”中，只有很少人具備“左右一世”的思想力量。陳獨秀道出的，是“五四”新文學作者們的志愿。李大釗認為新文學必須以“宏深的思想、學理，堅信的主義”為“土壤根基”。沈雁冰要求新文學“有表現(xiàn)人生、指導人生的能力”，“唯其是注重表現(xiàn)人生、指導人生的，所以我們要注重思想，不重格式?！薄谛聲r代的氛圍中，生長起迥異于封建文化的新的文學熱情?！拔逅摹毙挛膶W作者中的多數(shù)人并不屬于“思想的、自覺的天性”，無論純真的冰心、焦躁的廬隱、持重的葉圣陶、誠摯的王統(tǒng)照，還是激昂的郭沫若、傷感的郁達夫，都缺少成為思想家的稟賦，都并不擅長于理性的沉思。但是，面對中國歷史上空前偉大的新時代，面對激烈動蕩的社會變革和思想變革，他們表現(xiàn)出那樣強烈的追求真理的熱情和那樣一致的哲學興趣。他們各自從當時紛至沓來的西方近現(xiàn)代思潮中挑選出斗爭武器，集結于反封建大旗之下。他們“有一種共同前進的趨向”。拿初期的小說作者來說，“沒有一個認為小說是脫俗的文學，除了為藝術之外，一無所為的。他們每作一篇，都是‘有所為’而發(fā)，是在用改革社會的器械，——雖然也沒有設定終極的目的?！薄拔逅摹毙挛膶W，沿著魯迅開辟的道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