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戰(zhàn)爭無可避免會勾起各式各樣的情緒及感懷，有時是浪漫情史，其徒勞無功宛如詩篇，只能寄之以憂思。在我記憶中，有一幕發(fā)生在密支那小機場的情景。在跑道旁不遠有一灘水，水中有一個瓶子載浮載沉，只有傾斜的瓶口浮在水面上，雨打在水灘時，瓶子隨著起伏。水灘逐漸擴大到一旁的濕草地上，一旁是張軍用毛毯，埋在泥堆中。在后方，是一整班的美國步兵，他們綠色的軍服全都濕透，看起來像黑色，黏在身上。附近沒有任何遮蔽之處，傾盆大雨無情地下著。這些士兵肩荷卡賓槍，顯然在等候出發(fā)的命令，全都站著不動，不發(fā)一語。我能說什么呢？要我說他們英氣勃勃地站著，堅忍不拔，昂然挺立，決心承擔戰(zhàn)爭的重任，忍受惡劣天氣的折磨？我再仔細觀察，他們的眼圈和無動于衷的表情都讓我別有所感。美國人樂天活潑的典型特質哪里去了？下雨會讓他們想到家鄉(xiāng)嗎？想到九千英里之外的家鄉(xiāng)？在家鄉(xiāng)，如果碰到這樣的大雨，他們一定會用報紙蓋住頭，開始奔跑，大步跳過水灘，大叫大笑。現(xiàn)在，不就是同樣的一整班人馬氣餒沮喪，不知所措，無法面對戰(zhàn)爭的悲慘與不確定？難道他們不是感官麻木、才智枯竭、無精打采嗎？

無論如何，在我投到《大公報》的文章中，我必須強調光明面。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不可以當面講朋友的壞話。再說，描寫我們仍然敬重的盟友已對戰(zhàn)爭感到厭倦，這樣的文章會被退稿。畢竟，戰(zhàn)爭事關權謀。為了凝聚意志力，必須先從假象開始。不過我心中自有定見。

在孟拱河谷的第二天，我在橋下看到一具日兵的尸體。他的右手似乎握緊喉嚨，以倒栽蔥的姿態(tài)俯臥在河里。他的雙腳張開，頭浸在水里。我趕上距離不過兩百碼的前線部隊時，連長邱上尉告訴我，死者官拜上尉，一個小時前被我們巡邏兵開槍射死，邱上尉拿走了死者的手槍，他給我看死者的軍徽為證。死者身旁還有一張地圖及一本英日字典，兩件物品都濕了，被邱上尉放在矮樹叢上晾干。

毋需多久，我就發(fā)現(xiàn)死者和我有許多共通點，屬于同樣的年齡層，有類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還努力溫習他的英文！誰敢說他不是大學學生，脫下黑色的學生裝，換上卡其軍裝？想想看，要養(yǎng)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軍事訓練得花多長時間，然后他在長崎或神戶上船，經(jīng)過香港、新加坡、仰光，長途跋涉的最后一程還要換搭火車、汽車、行軍，最后到達在他地圖上標示著拉班的這個地方，也就是已經(jīng)燒毀的卡吉(Kachin)村，千里迢迢赴死，喉嚨中彈，以殘余的本能企圖用手護住喉嚨。種種事由之所以發(fā)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黃海的另一邊。否則他將和我們在一起，穿我們的制服，吃我們配給的食物，在孟拱河谷這個清爽的4月清晨，蝴蝶翩翩飛舞，蚱蜢四處跳躍，空氣中彌漫著野花的香味。而這名上尉的雙語字典被放在矮樹叢上，兀自滴著水。

日軍投降當天，鄭將軍和我人在昆明。重慶之旅令我們非常失望，蔣介石曾一再保證，鄭在駐印軍的努力會得到肯定。我們因此以為，一旦遠征軍回到中國，鄭將軍可以獲得實質的指揮地位。我們在重慶一再等著他的下個任務。最后命令發(fā)布，鄭將軍再度擔任副手。更糟的是，他是第三方面軍軍長湯恩伯下的副司令長官。湯將軍并非出身黃埔，但他的第一副手張將軍是，而且還是第一期生，和鄭將軍一樣。張將軍和湯將軍搭檔，已有很長的一段日子，可以追溯到湯將軍帶領十三軍的時期。也因此，他們根本不需要鄭洞國。副司令長官是個多余的職務，沒有明確規(guī)定的職責。除非司令官指派他執(zhí)行不痛不癢的雜務，否則他的急于效勞不會被欣賞，反倒引起猜疑。忠于湯將軍的將領可能以為，有個外人打算攻進內部。事實上，我們在第三方面軍時，或多或少被總司令部人員視為湯將軍的賓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