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見證者：“國際文壇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評獎側(cè)記

2003年10月4日，在柏林的德國總統(tǒng)府旁邊的TIPI大棚帳內(nèi)，來賓們在藍色的燭光和熒光下屏聲靜氣地傾聽英國作家伊莎貝爾·希爾頓宣布第一屆“國際文壇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的獲獎名單。在波蘭作家卡普辛斯基作了題為《希羅多德和當代報告文學寫作》的主題發(fā)言和終選入圍的作家們朗誦了自己的作品片段之后，率先上臺領獎的是中國作家江浩，他的報告文學《盜獵揭秘》獲得了三等獎。接著上臺的是獲二等獎的國際知名的索馬里作家法拉赫。最后，獲一等獎的俄羅斯作家安娜·坡莉科夫斯卡婭從頒獎嘉賓卡普辛斯基手里接過了“國際文壇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獎座。

“國際文壇尤利西斯報告文學獎”是2003年新設立的國際文學獎，文學獎的設立者《國際文壇》（Lettre International） 是歐洲的一份極具聲譽的文化人文季刊，在歐洲各國以不同的版本出版。在德國，《國際文壇》在文化人文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大約可以同中國的《讀書》相比擬（雖然二者在內(nèi)容上有很大的差別）。德國的《國際文壇》同海外中國詩人楊煉、多多、北島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以某種遙遠的方式參與了中國當代文學的進程。

4月初，《國際文壇》通過楊煉介紹，邀請我擔任報告文學獎的評委。我半開玩笑地問楊煉，我是以詩人還是學者的身份去參加評獎？這個問題的答案后來就日漸清晰，評委名單幾乎是清一色的作家、記者，不少人本身就是頗有影響的報告文學作者。我是和學者沾上邊的唯一或少數(shù)之一，我甚至是和詩沾上邊的唯一。事實的確是，我并不是一個報告文學的熱心讀者，盡管我知道報告文學在1949年后特別是“文革”后的中國曾經(jīng)盛極一時，對《哥德巴赫猜想》和《第二種忠誠》的時代仍然記憶猶新。我甚至從理論上懷疑報告文學是否能夠真實地反映世界，特別是對于像我這樣更熱衷于那些奇思異想的語言實驗的詩人。但無論如何，報告文學的巨大存在是無可否認的，而近年來紀實文學包括口述文學的加入使這個文體更加蕪雜和難以捉摸。而這個獎的評獎要求之一，是2000年以后首發(fā)的作品。

“四月是最殘忍的月份”，那時非典剛在北京開始蔓延，而我尋找報告文學的使命才剛剛開始。每個評委可以推薦兩篇，語種不限。由于十幾個不同語種的評委中，我是唯一來自中文世界的，我的努力自然會是推介中文的作品，哪怕是臺灣、香港地區(qū)或者海外的。但在當時，除了一些朋友事先得知自薦了一些作品之外，我的起點是一片空白。我打算先從網(wǎng)上找到線索，再仔細查看，但網(wǎng)上所能找到的篇目似乎沒有太多能符合評獎的基本要求和我個人的美學政治標準。無奈之下，我詢問了報告文學界的幾位大腕、學界的專家，他們自薦和推薦的篇目也成為考慮的對象。我甚至還考慮過曹錦清的《黃河邊上的中國》，終因太不文學而放棄。

在尋找的過程中，我自己的標準也不斷地明朗起來。如果報告文學無法定義，至少可以有反定義：如果說不清它是什么，至少可以確定它不是什么。它首先不是歷史，因為它必須是親歷的，一手數(shù)據(jù)的，或至少有一手采訪資料的。再者，它也不是訪談實錄，因為作者必須安排、加工，作者不只是錄音設備。另外，如果它不是絕對客觀的，它也不是徹底主觀的，這樣，自傳性作品和紀實文學中很大一部分都不符合，因為報告文學必須是基本有關他人而不是自我的，盡管自我的參與是一個重要因素。不少佳作由于不符合基本要求而被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