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國民黨統(tǒng)治中國的22年間，給人們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發(fā)的“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外，幾乎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重大歷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這一年，蔣介石經(jīng)過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其統(tǒng)治的手段和方法，發(fā)生了明顯有別于此前的變化。

這一點，長期被人們忽視了。

一 蔣介石對訓政初期的反思

如果將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為兩段的話，對蔣介石來講，前四年是他實踐孫中山提出的“軍政”時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統(tǒng)一中國。蔣介石主要依靠黃埔建軍，完成北伐。1928年國家統(tǒng)一后，遵照總理遺教，國民黨的統(tǒng)治進入“訓政”時期。而此時掌握中央政權的蔣介石，因自身存在的兩點天生不足，深深影響著他的創(chuàng)業(yè)大計。

從客觀方面講，他在黨內地位太淺，“老一輩的同志”仍示蔣為“軍事”的而非“政治”領袖。因此黨內對他“不服”或“不滿”的大佬們，總是不斷地聯(lián)絡地方實力派，挑戰(zhàn)蔣所獲得的中央政權的合法性。他被迫四處征討，以期實現(xiàn)他所希望的統(tǒng)一大業(yè)。

從主觀方面講，蔣重于軍事指揮而缺少政權建設的才能。在武力平定黨內反對派的幾年間，他幾乎都是在前線指揮作戰(zhàn)，而幫他料理南京政權的，主要是立法院長胡漢民和行政院長譚延闿。胡、譚二人不僅在黨內有著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著豐富的政權管理經(jīng)驗。早在民國初年，胡漢民、譚延闿就分任廣東和湖南都督。當蔣在前線作戰(zhàn)之時，胡、譚在南京主持黨務、政務，令蔣沒有后顧之憂。特別是胡漢民的作用更大，蔣介石自己都承認：“國府成立以來，各種設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漢民之主張?！?那時如果沒有胡在南京替蔣支撐，蔣一人是難以在軍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應手。胡漢民的作用正如吳稚暉稱贊的：“在于征桂，則功超言論之外；對待閻馮，則功居后防之先?！?/p>

當時在南京國民政府中，地位僅次于蔣、胡的是行政院長譚延闿。譚曾一度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后來又將主席的職位讓給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從表面上看“黨權”似乎以胡漢民為尊，“軍權”完全由蔣介石控制，“政權”則由譚延闿負責。

譚延闿出身官宦世家，父親譚鐘麟曾任兩廣總督。譚延闿在清末中過進士、做過翰林、湖南諮議局議長，是立憲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時在湖南被推舉為都督。不久，他參加國民黨，曾三次督湘。孫中山在廣東時，他擔任過大本營秘書長兼湘軍總司令。譚氏富有政治經(jīng)驗，處世圓滑。隨著北伐的勝利，他漸漸認清蔣介石已成為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人物。數(shù)十年官場經(jīng)驗告訴他，實力永遠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實力”的考慮，北伐勝利后，譚氏甘愿將國府主席一職讓給蔣氏，改任行政院長。他深知無論“軍權”還是“黨權”，他都無法超越蔣、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輝煌”的歷史周旋于“軍權”與“黨權”之中，從而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地位，并贏得了“善于調停黨內糾紛”的美名。當蔣、胡發(fā)生沖突時，譚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調停人。據(jù)齊世英回憶：“當他看到蔣先生和胡先生要有爭執(zhí)的時候，他就請蔣先生吃飯，跟胡先生吟詩，化不少的事端為烏有?！?有譚延闿在，蔣、胡之間盡管矛盾重重，還有辦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開的對抗。

1930年9月，就在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zhàn)勝利之際，譚延闿突然因腦溢血逝世。不久，蔣介石接任行政院長。失去了這個在蔣、胡間起著緩沖作用的人物，陳立夫不無擔憂地表示：“蔣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開始擔心一種情況會發(fā)生，因為如今沒有一位能在蔣先生和胡漢民先生之間居中協(xié)調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評任何一位他認為做錯事的人，如今當胡先生批評指責行政院時，他一定會直接責備蔣先生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