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月，李立三起草了一個中央通告，在通告中說明了一個觀點，即：南京政府代表民族資產階級，而美國因與英、日兩國有矛盾，正極力支持南京政府穩(wěn)定，因此中國資產階級同志正趨于暫時穩(wěn)定，軍閥戰(zhàn)爭不會馬上到來，在這種情形下，黨要將如何戰(zhàn)勝改良主義的問題放在首位。

向忠發(fā)對此并不贊同，公開予以反駁，但由于多數人同意李立三的觀點，向忠發(fā)不得不批準此通告下發(fā)。然而兩個月后，即3月初，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這個觀點提出批評，向忠發(fā)立即公開批評李立三有右傾危險，同時提出將“反右傾”當做唯一任務，并稱“左”傾盲動錯誤已經不復存在。

向忠發(fā)的態(tài)度引導黨的領導層逐漸“左”轉。而共產國際在當年的2月、6月、8月，相繼發(fā)來一系列帶有“左”傾錯誤的決議案和指示信。向忠發(fā)自以為率先提出反右傾，本可以成為一種政治資本，殊不料，共產國際駐上海遠東局在接到共產國際的一系列指示后，很快通過一個決議，指責中共中央“左”得不夠，因而犯了右傾錯誤。

向忠發(fā)氣得暴跳如雷，指責遠東局“一貫犯有右傾錯誤，如今對中共中央指手畫腳，吹毛求疵，還不是為了掩飾他們自己的錯誤"

隨后，中共中央與遠東局就如何看待中國的富農、赤色工會等問題展開爭論，向忠發(fā)甚至先后三次跑到共產國際駐上海遠東局與對方爭辯。在沒有結果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提出書面抗議，上報共產國際。

當中共中央還在與遠東局爭論不休的時候，1930年初，共產國際1929年10月26日的指示信送達了，共產國際在指示中進一步指出，中國革命已經開始進入高潮，應當立即準備實行奪取政權的行動。

這個指示，令中共中央領導人熱血沸騰。向忠發(fā)一心要做出點兒震動共產國際的大事，早就主張盡快行動起來，如今有共產國際的明確指示，自然不會再有什么顧慮。

由于與遠東局的爭論仍未解決，中央政治局派周恩來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身為政治局常委、中央宣傳部長的李立三，同時出任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成為了向忠發(fā)的主心骨。向忠發(fā)對李立三說：

“不進則退，不‘左’則右，如今奪取政權的條件已經成熟，我們應該馬上行動起來。”

“好，我立即著手理論方面的準備工作。”李立三當即表示。

中共中央立即通過決議，表示堅決擁護共產國際的10月指示。隨后，李立三很快制定出一個關于中國革命進程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以進攻武漢為中心，分別在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舉行暴動，在武漢建立紅色政權，將國民政府趕到北京，然后發(fā)動冀魯豫暴動，推翻北京政權；同時在北方的哈爾濱、大連舉行起義；在南方的廣州、香港舉行暴動，引起帝國主義與蘇聯的戰(zhàn)爭，實現世界革命的爆發(fā)。在此情況下，蘇聯與共產國際也應配合中國革命，給予軍事援助。

盡管構想了革命的宏偉藍圖，但李立三此時對敵我雙方力量的估計并不是十分樂觀，他在起草文件時，要在文件上肯定“革命發(fā)展存在不平衡的情況”，以免下級發(fā)生“左”傾錯誤，向忠發(fā)則明確指出：

“去掉‘革命發(fā)展不平衡’一句，事實上到處都有勝利的可能?！?/p>

當李立三表示，“現在實際上只是農村存在著明顯的革命高潮”時，向忠發(fā)立刻反駁說：

“我絕對不同意這個說法！這一說足以使一些同志觀念動搖，將革命分作兩個東西，忽略城市無產階級領導，只簡單看到了幾個槍桿子、赤衛(wèi)隊?！?/p>

當李立三含糊其辭地說，“革命高潮正在一天天地接近，來到我們面前”時，向忠發(fā)直截了當地表示：“如果明天有幾萬人上街，就可以說革命高潮已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