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之住在母親學校里，依然免不了思念劍虹，不久收到劍虹的信，說她病了。秋白附了一段話：你走了，我們都非常難受。我竟哭了，這是我多年沒有過的事。我好像預感到什么不幸。我們祝愿你一切成功，一切幸福。秋白的不祥之兆讓冰之詫異。又過了半月，她收到劍虹堂妹的電報：“虹姊病危盼速來滬”。

母親愛憐劍虹，趕緊籌措路費，冰之匆匆趕回上海，劍虹的棺木已經(jīng)停放在四川會館里，秋白卻不在，去廣州開會了。他不僅是丈夫，還是中共高級領(lǐng)導人，不僅有家庭責任，還負有社會責任、對于革命和組織的責任。冰之不理解這些，只對秋白充滿怨恨：劍虹的肺病是從你那里傳染來的，喪事未畢你卻跑掉了。她沒有按秋白留下的地址給他寫信，忿忿地想：我們的關(guān)系將因為劍虹的死而從此割斷！她懷著悲痛，乘船去往北京。

以后，秋白借來北京開會之機曾找過冰之，他想同她談劍虹，談對于劍虹的思念、愧疚與懺悔。思想深刻情感豐富的秋白有滿肚子話要傾訴，而冰之是最合適的對象，她不僅僅是一個“他的天真的、據(jù)他說是擁有赤子之心的年幼朋友”，而且是他與劍虹全部愛情過程的唯一見證人。但是陰差陽錯，秋白來時她不在，她去回訪他又不在，云白卻高興地拿出一張楊之華的照片給她看，冰之自然無法接受，因為劍虹去世還不到半年。那年11月瞿秋白與楊之華在上海慕爾鳴路結(jié)婚，此后冰之與他就基本斷了個人的交往。

其實秋白和劍虹并非那么美滿和諧。1931年5月丁玲在上海光華大學講演，談到《韋護》的創(chuàng)作時說，主人公的原型“曾向我說過他們的事情”，他說，“那女人十分的愛他。他寫詩，特意寫得那樣纏綿”，然而“他心中充滿了矛盾，他看重他的工作甚于愛她。他每日與朋友熱烈地談論一切問題，回家時，很希望他的愛人能關(guān)心他的工作、言論，知道一點，注意一點，但她對此毫無興趣”。這應該是瞿、王裂隙的根由，這時丁玲就比較理解秋白了。

后來瞿秋白給她寫過十來封信，全都工整地寫在五色布紋紙上，信中總要提到劍虹，說對不起她。丁玲在她的憶文中稱之為“謎似的一束信”，1933年她被捕后存放在謝澹如家里，后來遺失了，對于瞿秋白研究是十分可惜的事情。她說秋白在信中把她“當作可以了解他心曲的，可以原諒他的那樣一個對象而絮絮不已”，這些信很可能表白了貫穿秋白一生的革命與文學、革命與愛情、革命與個人興趣的矛盾，表現(xiàn)出他思想與性格的兩重性，這大概就是她當時“一直不理解，或者是似懂非懂”的地方。后來她在延安讀到《多余的話》，一下子就“完全相信這篇文章是他自己寫的”，“那些語言，那種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乙幌戮吐?lián)想到他過去寫給我的那一束謎似的信。在那些信里他也傾吐過他這種矛盾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