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田周吉氏（三菱化纖會長）前時有短文追記終戰(zhàn)之后一年他在滿洲的謫居，當時的人事關(guān)系與社會空氣一旦全變了，而且每天的生活沒有錢。他寫到這里，不禁對他自己的謫居及古今來的謫居人們生出敬意。柴田氏我是讀了他的這篇文章，才與之相知。

可是亡命比謫居更艱難。日本人似乎極少亡命的經(jīng)驗，如源賴朝早年的亦是謫居而非亡命。亡命一要有他國去處，如五霸之一的晉文公曾亡命于狄國、于齊國、于楚國，輾轉(zhuǎn)住了十九年，殆如現(xiàn)代國家的承認政治犯，日本歷史上的大名諸國，可是不夠獨立，難以保朝敵。二是亡命者要有平民精神，如漢高祖劉邦曾亡匿在民間，與之相忘， 日本可是武士戰(zhàn)敗落荒而走，即刻被百姓或町人發(fā)見，藏身不得。源義經(jīng)與辦慶是落人，而做不到亡命。乃至與西鄉(xiāng)隆盛相抱投海的月照和尚，亦是不能平民化，到頭難做亡命。

謫居者除了源賴朝后來起兵打天下，其他只能產(chǎn)生文學，如韓愈蘇軾，如管道真，如杜思妥也夫斯基，皆因流放而其詩文小說愈好。屈原也是因謫居而作《離騷》，而從亡命者當中則出來的是革命，如劉邦、孫文、列寧及歐洲的新教徒逃亡新大陸，后來都創(chuàng)造了新時代。我于文學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學驚動當世，留傳千年，于心終有未甘，便也是因為亡命者與謫居者氣質(zhì)不同。

謫居是服罪被流放，被限制行動的范圍，亡命卻是不承認現(xiàn)存的權(quán)力，不服罪，所以亡命者生來是反抗的。一樣的忠臣，我愛西鄉(xiāng)隆盛， 不愛屈原，屈原太缺少叛骨。而因為是反叛的，所以亡命比謫居更難安身立命。我不服現(xiàn)成的權(quán)威，當然要創(chuàng)建新秩序。可是對于現(xiàn)成的權(quán)威，我已經(jīng)夠謙虛么？我的創(chuàng)建新秩序的想法不是白日夢么？我亡命日本不事生產(chǎn)作業(yè)，靠一二知己的友誼過日子，我的人果有這樣的價值么？是不是做做廚子與裁縫的華僑還比我做人更有立腳點？這里的天命與人事，需要檢討了又檢討。我憂來無人可告語，惟有是對巖淵辰雄先生。我問：“相撲力士有一時期會是不調(diào)，我的思想與感情有時便像這樣的不調(diào)，當下簡直無以自遣。先生年輕時是否亦經(jīng)過這樣的時期？”先生卻微笑曰：“我是經(jīng)常不調(diào)。”

我聽他如此說，不覺亦笑了。

又一次我向巖淵先生訴苦，我說：“日本今繁榮安樂，左派右派中道派皆可以吃飯，而中國人今是立于成敗關(guān)頭，思想與感情素樸化到是現(xiàn)實死活的問題，所以難可自慰?！毕壬鷧s微笑曰：“在今天的日本， 乃至像我的不是左派右派中道派亦可以吃飯。”我聽了一呆氣，而隨即亦笑起來。

巖淵先生并沒有答我所問，但是他那長輩的溫和，與他身上留存明治時代大人的辛辣與超逸，當下已使我心思輕松了許多。有長輩真是幸運，憂患之際亦自身依然如幼小時。拿破侖不能想象他自己是幼小的，他的被流放于孤島很無趣。

故人尾崎士郎，晚年青春依然，他何時都有著喜氣，與人說話容易害臊，而他對他自己一直是非常的嚴厲。他于《小說四十六年》自記從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這個年代應是我文學生涯前半的一種思索期，人生觀陷入絕境，幾次興起自殺的念頭，到了竟日沉溺于自我否定的情緒中?！彼性B續(xù)發(fā)表批評文，攻擊他自身的弱點與壞處， 毫無容赦，以致尾崎的朋友們讀了都憤然，何人竟這樣的作人身攻擊， 不知是尾崎自己化名寫的。尾崎是到了晚年，他尚又一次想要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