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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迂”歸“迂”，其實他的性格還是非常討人喜歡的。崔道怡是位資深的編輯，他在選擇詞匯時是絕對不會草率行事的。因此“老人般慈祥和藹”、“孩子樣天真圣潔”、“喜劇藝術大師樣所特有的雅致幽默而俏皮詼諧”等等，應該說是代表了當年同事們眼中的陳白塵的形象的；而父親的一位老友的女兒、也是我童年時的伙伴嚴欣久，則道出了一個孩子眼中的陳白塵：陳伯伯人最隨和、幽默。他人很胖，兩條腿卻出奇的細，嘴角總是不經(jīng)意地叼著一支煙。每次去找陳虹，只要他在家，總要跟我們逗幾句。一次，他讓我唱歌，那會兒正流行《馬路天使》的插曲，我這個二三年級的小學生便唱了一首《天涯歌女》。他趕緊找出兩支筷子，一支當弦，一支當弓，有板有眼地做拉胡琴伴奏狀。當我唱完最后一句“郎啊，咱們倆是一條心”時，他問：“你跟誰是一條心??？”滿屋子人哄堂大笑，我這才明白自己唱了首“兒童不易”?！@真是一個“老頑童”的形象，沒有憂愁，沒有煩惱，處處給人帶來愉快和歡樂。

李龍云是父親的學生，他最熟悉父親的性格了。一年春節(jié)，據(jù)他說跑了很多商店，才終于淘到了一張頗為滿意的賀年片——畫面上是一對可愛的老人：老婆子梳著個髻兒，一臉與世無爭的笑容；老頭兒則高高地翹著胡子，一副“被兒子打了之后的老子”的形象。李龍云說，這個神態(tài)極像父親當年在干校牧鴨時留下的那張照片——“上身敞懷披著一件中式小褂，背后背著個草帽，手里像戳著根丈八蛇矛似的握著一根放鴨桿，一臉的輕蔑與不服。立在船頭上，那股清高與傲氣，那股‘士可殺不可辱’的較勁架勢，再配上那身行頭與當時的尷尬處境，完全是一副‘被兒子打了之后的老子’的派頭?！备赣H收到賀年片后果然大笑不已，他喜歡，喜歡得不得了，一有人來，就要情不自禁地擺在桌上展示一番……

的確，父親無論在什么時候都是以笑來面對苦難，以笑來面對自己不公的命運的。

記得兒時住在北京，父親將四合院中間的空地上全都種上了鮮花。嚴欣久曾經(jīng)在她的文章里描述過——“他也不種名貴的花，滿院子撒上‘死不了’（又稱‘太陽花’）的種子，花期一到，嫣紅姹紫，甚是好看。女孩子愛花，卻摘也摘不完那花葉子，我們用它來剁了給洋娃娃包餃子。種花人給我們帶來了多大的歡樂??！”

屋內則都是些“嬌生慣養(yǎng)”的品種，有曇花，有蘭花，有茶花，還有令箭荷花……父親一有空，就來伺候它們：澆水、松土、施肥、殺蟲……真比養(yǎng)育兒女還要上心。曇花開了，而且不止一朵，他請來周圍的鄰居們，邊品茗，邊欣賞，還要擺弄一下照相機，給它留個影，那個場面真叫“其樂也融融”。

當時我們的年齡太小，并不知道父親此時正在背著沉重的精神包袱——1956年的審干運動，錯誤地給他戴上了一頂“歷史問題”的帽子，而且是逐步升級，直至1966年的年初被徹底趕出北京，“發(fā)配”到千里之外的金陵，當了一名“專業(yè)作家”。

離開北京之前，父親最放心不下的還是他的這些個寶貝的盆花。經(jīng)過反復的考慮，曇花送給了老舍，令箭荷花送給了張光年……他說，他倆都喜愛春色，喜愛生命。父親相信，這些美麗的花朵一定會繼續(xù)給院中的人們帶來歡笑與快樂。

來到南京后的日子一天也沒有平靜過。先是批判《海瑞罷官》、批判“三家村”，接著則炮轟起了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沒過多久，一張新的大字報貼上了墻：“陳白塵，是誰派你來江蘇的？你來江蘇的罪惡陰謀究竟是什么？”——無職無權的父親同樣沒能逃脫被批斗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