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蕭紅把《呼蘭河傳》第一章給朋友看，朋友說，寫得不錯，但就不知道這是小說還是散文。蕭紅的回答是，我不管，只要寫得好。這個回答是蕭紅三十歲的時候，她臨死前的一年。她還對聶甘弩說過一段話：“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某幾種東西，一定寫得像巴爾扎克或契訶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這是蕭紅寫《呼蘭河傳》之前說的。這些話屬于自由的寫作者蕭紅。也許以前蕭紅在寫作中有過她的遲疑和自我否定，但是，到寫《呼蘭河傳》時，蕭紅內(nèi)心已經(jīng)開始養(yǎng)成自由的習慣。

《呼蘭河傳》寫得比《生死場》好，是因為她完全跨越了寫作文體的界限，以一種無拘無束的自由的寫作樣本對那些所謂的文學慣例說“不”?！逗籼m河傳》也許放不進某種慣常的文體，但這一點也不影響它的魅力。《呼蘭河傳》中大泥坑的隱喻，小團圓媳婦無端地被殺死，出現(xiàn)在彼時彼地的中國，也出現(xiàn)在今時今日。蕭紅由一己之所見，抵達了遼遠，她寫出了人類整體的命運和際遇。這個作家寫出了“這一個”世界。蕭紅只活了三十一歲，生命短暫，但是，她文字的生命卻遠超過她的肉身。《懷念魯迅先生》《呼蘭河傳》能為萬千讀者誦讀，能為幾代讀者共同熱愛，實在是一位目光遼遠、內(nèi)心養(yǎng)成自由寫作習慣的作家應得的榮譽。

在我看來，作為作家，蕭紅為我們提供的經(jīng)驗是，在時代潮流里盡可能去尋找屬于自己的寫作天地，即使有人批評她立場不堅定、寫作沒有套路也在所不惜。她絕不自我規(guī)訓和自我審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數(shù)人的審美口味。這也是我喜歡蕭紅的原因。比如當時開抗戰(zhàn)創(chuàng)作會議，別人都在討論如何寫抗日，蕭紅的發(fā)言則是，抗日是必需的，但同時她也認為，文學、小說，永遠都對著的是人類的愚昧。這樣的發(fā)言，在那樣的場合里，說出來多不容易。如果我們能回憶起自己在各種場合所做的發(fā)言，就知道，在一個強大氣場里說格格不入的話，實在是一種勇氣。這緣于她對自我寫作追求的確信。

不在任何事物面前失去自我，不在任何事物——親情、倫理、教條、掌聲、他人的目光以及愛情面前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這就是我理解的寫作的自由。我覺得很多人把“自由”二字狹隘化了，寫作的自由不只是指突破那種審查制度，它也包括作家的自我解放，包括對自我虛榮的一種克服。今天，我們有沒有為了獲取掌聲而扭曲內(nèi)心最真實的表達——如果有，那是不是另一種不自由、另一種作繭自縛？另一種不自由是隱蔽的，通常被認為在追求自由。這是題外話。

回到女性寫作。即使今天男女平等已經(jīng)成為常識，但是，女性的地位依然與男性不同，作為女性，我們常常會在日常生活中遭遇各種不平等。以前我很憤怒，但現(xiàn)在，我對此也有了不同的理解。雖然要努力爭取平等，但是，在藝術領域，這個邊緣位置有時也能帶給我們另外的視角和感受。那是屬于女性的感受。承認并尊重這個感受，不掩藏，把我們感受到的世界寫出來，是對平等的追求，也是對寫作自由的追求。不怯懦地表達，即使身處邊緣，也要發(fā)聲，也告訴自己要勇敢地與全世界進行平等交流。寫作需要自我解放，但是否也需要一種自信——對自由表達的確信，對自我表達的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