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提要：永嘉之亂到北魏統(tǒng)一北方的一百二十多年，史稱五胡亂華時期。其間西晉的“伶官樂器”七易其主，由于戰(zhàn)亂不斷，王朝更替過于頻繁，北方十六國大多無暇顧及樂事。魏道武帝(太祖)拓跋珪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樂府建設(shè)拉開了序幕，但并未得到應(yīng)有的重視。直到魏孝文帝太和(477—499)中，北魏樂府的建設(shè)才有了起色。《魏書·樂志》雖稱元魏樂府“如漢晉之舊”，但實際的樂府官署卻只有太樂，與宋、齊兩代基本一致。北齊樂府官署，在太樂之外，又增加了鼓吹署。北周依周制改創(chuàng)官制，樂府機構(gòu)稱大司樂，后改為樂部。這在整個魏晉南北朝都是比較特殊的。隋代樂府官署恢復(fù)了漢魏之舊貌，設(shè)太樂、清商、鼓吹等署，均歸太常掌管。在北魏、北齊、北周三朝，胡樂廣為流傳，得到了迅速的發(fā)展。隋代形成的《九部樂》，則是北朝約二百年間胡、漢音樂深度融合的結(jié)果。
北朝樂府官署的設(shè)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變化，隋代樂府官署的設(shè)置則與魏和西晉基本一致。自北魏起，在向傳統(tǒng)回歸的表象下，樂府歌詩在音樂上明顯受到胡樂的影響，形成了胡漢融合的特征。
永嘉之亂后，晉室南渡，整個北方長期處于混亂狀態(tài)。從公元318年起到439年北魏統(tǒng)一，北方大地上存在時間稍長的國家就有十六個之多，史稱五胡亂華時期。這一百余年間，政權(quán)更迭過于頻繁，這些小王朝根本無暇顧及樂府官署的建設(shè)。而西晉舊有的伶官樂器，在戰(zhàn)亂中被不斷地從一個小國家轉(zhuǎn)移到另一個小國家。如上節(jié)所述，在慕容雋平冉閔及東晉破苻堅時，曾有部分樂工南逃或被俘，成為東晉樂府官署中的成員。但更多的樂工和樂器還是留在了北方，成為北朝樂府發(fā)展的前提條件之一?！段簳肪硪话倬拧稑分尽吩唬?/p>
永嘉以下，海內(nèi)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雋平冉閔，遂得之
“得”原作“克”，此據(jù)唐長儒點校本《魏書》改。［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九《樂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827頁。
。王猛平鄴，入于關(guān)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并入中山。自始祖內(nèi)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既初撥亂，未遑創(chuàng)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這一段話，對西晉“伶官樂器”的轉(zhuǎn)移作了較為清楚的說明。為了更好地了解五胡亂華時期西晉雅樂的存亡去向，我們有必要對上引一段文字作一點簡要的疏解：公元311年，漢主劉聰攻破洛陽，西晉之“伶官樂器”盡入于漢。公元319年漢帝劉曜改國號為趙，史稱前趙。公元329年，前趙為石勒所建的后趙所滅，這些“伶官樂器”又為后趙所得。公元350年，冉閔滅后趙，改國號為魏。但魏只存在了三年，就在公元352年為前燕慕容雋所滅。公元370年，前秦王猛滅前燕。前秦建都長安，因此西晉之“伶官樂器”又“入于關(guān)右”。公元383年，前秦苻堅在淝水之戰(zhàn)中敗于東晉，公元384年慕容垂叛前秦建燕，史稱后燕。慕容泓乘亂占據(jù)華陰建西燕，386年，西燕慕容永，東據(jù)長子，稱帝，故“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公元394年，后燕慕容垂破長子，殺慕容永，西晉之“伶官樂器”，“并入中山”，至公元397年，魏道武帝(太祖)拓跋珪破中山，又為北魏所得。在這近百年的輾轉(zhuǎn)交接中，西晉“伶官樂器”七易其主，其中以隸屬于后趙的時間最長，但也只有24年。由于王朝更替過于頻繁，且?guī)缀跄昴甓加袘?zhàn)亂，各個小王朝根本沒有時間靜下心來去過問樂府之事，加上戰(zhàn)亂中樂器的遺失、樂工的死亡和流失及缺乏新的音樂人才培養(yǎng)的保障條件等原因，伶官樂器的日益減少是可想而知的。這是這一時期西晉“伶官樂器”轉(zhuǎn)移的大致情況，也是我們討論北朝樂府官署和歌詩生產(chǎn)的一個重要的前提。
雖然史稱北魏得到西晉伶官樂器后，“不知采用，皆委棄之”
［唐］魏征等：《隋書》，卷十四《音樂志中》，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313頁。
，但是從史書記載來看，北魏的宮廷音樂建設(shè)卻正是從此開始的。在破中山的第二年，即魏道武帝天興元年(398)正月，“徙山東六州吏民及徒何、高麗雜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萬口，以充京師”《魏書》卷二《太祖紀(jì)》“三十六署”之“署”原作“萬”，此據(jù)唐長儒點校本《魏書》改。［北齊］魏收：《魏書》，第47頁。徙百工伎巧事又見《魏書》卷一百一十《食貨志》，第2849頁、第2850頁。
。七月，拓跋珪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同年十一月，又“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定律呂，協(xié)音樂”。［北齊］魏收：《魏書》，卷二《太祖紀(jì)》，第33頁。
將音樂制度的建設(shè)正式納入了議事日程。從后燕獲得的這些“百工伎巧”中無疑包括一批有較高修養(yǎng)的“伶官”，這構(gòu)成了元魏樂府起步的必備條件。天興四年(401)也有“命樂師入學(xué)習(xí)舞”的記載，至天興六年(403)，樂府機構(gòu)已初具規(guī)模?！段簳分尽吩唬骸傲甓t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造五兵、角抵、麒麟……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shè)之于殿庭，如漢晉之舊也?！笨芍簶犯慕ㄔO(shè)是以漢、晉樂府為效仿對象。由于典籍記載過于簡略，對它具體的設(shè)置已很難說清。從天興六年冬的詔令可以看出，它早期的官署設(shè)置也應(yīng)是“如漢晉之舊”，包含太樂、鼓吹及專司舞人的總章，但是在其他相關(guān)記載中，我們卻只能找到有關(guān)太樂的材料?！段簳穼ξ捍鷺犯偈鸬挠涊d之所以前后不一，恐怕是因為在設(shè)置樂府之初，雖然有仿照漢、晉官制建立太樂、鼓吹兩個樂署的計劃，但飽經(jīng)亂離之后，當(dāng)時樂工和樂器的實際情況遠(yuǎn)遠(yuǎn)不能滿足這兩個樂署的需求。因此，天興六年詔書所說很有可能有名而無實?！段簳分尽贩Q：“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jīng)營，不以聲律為務(wù)，古樂音制，罕復(fù)傳習(xí)，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庇址Q太和(477—499)初，“于時卒無洞曉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據(jù)此，自天興年間(398—404)建立樂府官署后，經(jīng)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獻文帝四朝六十余年的發(fā)展，北魏樂府不僅沒有多大起色，甚至還出現(xiàn)“舊工更盡，聲曲多亡”的倒退現(xiàn)象。更為重要的是太和十五年(491)以前，《魏書》中凡涉及樂官的地方，皆稱為“伶官”、“樂官”或“司樂”等，而沒有與前代樂官相一致的官職稱謂，這進一步說明了天興六年的詔書的確未能落實。
直到孝文帝太和(477—499)中，北魏樂府的建設(shè)才出現(xiàn)了新的變化?！段簳肪砥摺陡咦婕o(jì)》記載“太和十一年(487)春，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段簳す偈现尽吩唬骸靶⑽牡厶褪迥?491)十二月，置太樂少卿官?！庇终f：“太和中，高祖詔群僚議定百官，著于令?！逼渲刑岬降臉饭儆校簠f(xié)律中郎(從四品下)、協(xié)律郎(從五品上)、太樂祭酒(從五品中)、太樂博士(六品下)、太樂典錄(從七品下)等，說明北魏實際設(shè)置的樂府官署只有太樂，而與天興六年詔書所載不同。這除了受樂器和樂工的限制外，受宋、齊樂府官署的影響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從《魏書》及《宋書》、《齊書》諸帝紀(jì)可知，北魏從太武帝至孝文帝的七十余年間，南北雖時有干戈，但與宋、齊兩國的使節(jié)往來一直沒有中斷過，交往頻繁時每年都會互派使者。從前文的論述可知，當(dāng)時宋、齊樂府都是承東晉傳統(tǒng)由太樂兼管雅樂和俗樂。從文化包括音樂的發(fā)展水平來看，北魏遠(yuǎn)遠(yuǎn)落后于宋、齊。因此，北魏樂府官署的設(shè)置舍棄西晉而改為向宋、齊學(xué)習(xí)就是非常自然的。但北魏樂府官制至世宗宣武帝初，又有變化，此后便以為永制。這次改革中，孝文帝時所設(shè)立的樂官只保留了協(xié)律郎一職，并從從五品上降為八品下，同時，還設(shè)立了太樂令一職。
又《魏書·樂志》曰：“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圣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四聲，總謂清商。至于殿庭饗宴兼奏之?！边@些清商樂，應(yīng)當(dāng)也像宋、齊樂府一樣隸屬于太樂。因此，北魏樂府官署的設(shè)置與宋、齊兩代基本上是一致的。
北齊樂府官署，在太樂之外，又增加了鼓吹署。《隋書·百官志中》曰：“后齊制官，多循后魏……太常屬官有協(xié)律郎二人，掌監(jiān)調(diào)律呂音樂。統(tǒng)太樂署令丞，掌諸樂及行禮節(jié)奏等事。鼓吹署令丞，掌百戲、鼓吹樂人等事。太樂兼領(lǐng)清商部丞，掌清商音樂等事。鼓吹兼領(lǐng)黃戶局丞，掌供樂人衣服。”北齊樂府官制的變化，很明顯是對梁、陳兩代加以效仿的結(jié)果。北齊建國(550)時當(dāng)梁末(簡文帝元年)，一方面，梁代在宮廷音樂方面的改革早已完成；另一方面，北魏宮廷音樂經(jīng)過多年的建設(shè)，在樂器和音樂人才兩方面均已能夠滿足樂府官署擴展的需要，或者說具備了向梁、陳學(xué)習(xí)的能力。
北周樂府官署與此前各代又有所不同?！吨軙肪矶吨芪牡奂o(jì)下》曰：“魏恭帝三年(556)，春正月丁丑，初行《周禮》，建六官?！?，太祖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tǒng)中，乃命蘇綽、盧辯依周制改創(chuàng)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為撰次未成，眾務(wù)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钡街芪涞郾６ㄋ哪?564)五月，“改禮部為司宗，大司禮為禮部，大司樂為樂部?！?《周書·周武帝紀(jì)上》)對周代樂府官制名稱及前后變化，《通典》的記載較為詳細(xì)：“后周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后改為樂部，有上士、中士?！?《通典》卷二十五)又記周代樂官品第曰：“正五命春官大司樂中大夫。正四命春官小司樂下大夫。正三命春官小司樂上士。正二命春官樂師、樂胥、司歌、司鐘磬、司鼓、司吹、司舞、龠章、掌散樂、典夷樂、典庸器中士。正一命春官樂胥、司歌、司鐘磬、司鼓、司吹、司舞、龠章、掌散樂、典夷樂、典庸器下士。”據(jù)《周書》所載，周太祖建六官后，長孫紹遠(yuǎn)曾任大司樂(《周書》卷二十六《長孫紹遠(yuǎn)傳》)，斛斯征曾任司樂中大夫(《周書》卷二十六《斛斯征傳》)；而周武帝改革之后，唐令則在“大象中，官至樂部下大夫”(《周書》卷三十二《唐瑾傳》)。在整個魏晉南北朝，北周的樂府官制是比較特殊的。
隋代統(tǒng)一天下后，南北方音樂文化匯為一體。樂府官署也恢復(fù)了漢魏之舊貌，《隋書·音樂志下》曰：“開皇九年(589)平陳，獲宋、齊舊樂，詔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fù)居其職。”《隋書·百官志下》也說：“(隋)太常寺有協(xié)律郎二人，統(tǒng)太樂、清商、鼓吹等署。各置令一人，太樂加至二人，丞一人，太樂、鼓吹各至二人。太樂署、清商署，各有樂師員，太樂八人，清商二人。鼓吹署有哄師二人?！?煬帝)改樂師為樂正，置十人。罷衣冠、清商二署?！标P(guān)于隋煬帝罷清商署一事，王運熙先生已據(jù)《新唐書》、《唐六典》等書唐代并清商鼓吹為一署，及煬帝改太樂、清商樂師為樂正并“加置十人”的記載力辨其非，指出：“是煬帝不特不廢清商署，且加置樂師。其所作《泛龍舟》曲，《通典》、《舊唐書》俱列入清樂。這樣看來，《隋書·百官志》之說，恐不足據(jù)?！?p class="Postil">參見王運熙：《樂府詩述論》，第191頁。
《舊唐書·音樂志》則稱“(清樂)武太后時，猶有六十三曲……自長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因此，清商樂中能合于管弦的，只有《明君》、《楊伴》等八曲。而據(jù)葛曉音先生的考證，“清樂在宮廷被冷落，主要還是開元后期至天寶年間”。“清樂作為一個獨立的樂種，雖然衰落，但至唐末尚未消亡，也沒有全部被燕樂所吸收?！?p class="Postil">參見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頁、第148頁。這也從另一側(cè)面說明了《隋書·百官志》煬帝罷清商署的記載是不可輕信的。
北朝樂府官署的設(shè)置基本仿效南朝，隋代樂府官署的設(shè)置又與魏和西晉基本一致，而樂府官制經(jīng)過南北朝近三百年的變化仿佛完成了一個輪回，又回到了原來的起點上。其實，這一切都是似是而非的，在樂府官制基本相同的表面現(xiàn)象下，北朝與南朝、隋代與魏晉(西晉)在音樂特征以及歌詩生產(chǎn)等方面均有著重大的差異。而胡樂的影響是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
《魏書·樂志》稱道武帝初的情況是：“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薄端鍟ひ魳分局小芬舱f：“魏氏來自云朔，肇有諸華，樂操土風(fēng)，未移其俗?！辈⒄f北魏天興(398—400)初所用廟樂“雜以《簸邏回歌》”。這是北魏初期雅樂兼用胡樂之證。《舊唐書·音樂志二》說得更為明確：“后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边@些北歌，“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凈王太子》、《企喻》也。其不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按今大角，此即后魏世所謂《簸邏回》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段簳分尽酚终f：“后通西域
據(jù)《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北魏通西域在太武帝太延(435—439)中。
，又以悅般國鼓舞設(shè)于樂署。”可見，北魏初期樂府中胡樂占有很大的比重，而且這種狀況直至魏末也沒有多大的改變。
孝文帝是一位“垂新雅古，務(wù)正音聲”的君主，然而太和(477—499)初，“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增列于太樂”。到了太和七年(483)秋，中書監(jiān)高允的奏書中還在指責(zé)樂府歌詞“隨時歌謠，不準(zhǔn)古舊、辨雅鄭也”。甚至在太和十五年(491)、十六年(492)的詔書中，孝文帝一邊責(zé)令樂官“不得仍令濫吹也”，一邊為“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xí)不典之繁曲”而“愧感兼懷”。
以上引自［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九《樂志》，第2828頁、第2829頁。
從《魏書·樂志》可以知，從孝文帝之世直至孝明帝初年，雅樂的建設(shè)一直處于討論和嘗試階段，至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又被元匡等“奏停之”。孝明帝正光(520—524)中，安豐王元延明受詔監(jiān)修金石，但“天下多難，終無制造”，只有元延明與其弟子信都芳所撰的《樂說》保留下來。莊帝末，爾朱榮入洛，“軍人焚燒樂署，鐘石管弦，略無存者”。《魏書》卷八十二《祖瑩傳》稱，朝廷又命“(祖)瑩與錄尚書事長孫稚、侍中元孚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但這一次所造雅樂也是“戎華兼采”
［唐］魏征等：《隋書》，卷十四《音樂志中》，第313頁。
，而且“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北齊］魏收：《魏書》，卷一百九《樂志》，第2843頁。
。由于雅樂建設(shè)始終不盡人意，因此，在北魏年間，胡樂就獲得了迅猛的發(fā)展。隋大業(yè)年間所定的九部樂中，《西涼》、《龜茲》、《疏勒》、《安國》、《高麗》五部均經(jīng)由北魏發(fā)展而來?！端鍟ひ魳分尽窋⑵涫寄┰唬?/p>
《西涼》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jù)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diào)，悉與書史不同。
《龜茲》者，起自呂光滅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后魏平中原，復(fù)獲之。
《疏勒》、《安國》、《高麗》，并起自后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漸繁會其聲，以別于太樂。
這些來自胡地的新聲，在北魏之后的北齊、北周也都很受重視。北齊初年，祖珽“因采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舞不立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隋書·音樂志中》)。而所謂“洛陽舊樂”，實際上仍是“戎華兼采”，《隋書·百官志中》記載了北齊樂官制度的一項特殊規(guī)定：“中書省管司王言及司進御之音樂。監(jiān)、令各一人，侍郎四人。并司伶官西涼部直長、伶官西涼四部、伶官龜茲四部、伶官清商部直長、伶官清商四部。”其中的西涼樂、龜茲樂都是胡樂。事實上，胡樂在北齊的發(fā)展從某種程度上講也的確超過了北魏時期。北齊的幾代君主幾乎都喜歡胡樂，尤其是北齊后主高緯更是一位胡樂的酷愛者。《隋書·音樂志》曰：“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笛、彈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傳習(xí)尤盛。后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于是繁手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之事。后主亦自能度曲，親執(zhí)樂器，閱玩無倦，倚弦而歌。別采新聲，為《無愁曲》，音韻窈窕，極于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北齊書》卷八《后主紀(jì)》也說后主“盛為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shù)。人間謂之無愁天子。……諸宮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萬數(shù)。庶姓封王者百數(shù)，不復(fù)可紀(jì)”?！侗饼R書》卷五十《恩幸傳》也說：“又有史丑多之徒胡小兒等數(shù)十，咸能舞工歌，亦至儀同開府、封王。……其以音樂致大官者：沈過兒官至開府儀同，王長通年十四五，便假節(jié)通州刺史。”北齊后主因愛好胡樂而對“能舞工歌”者大肆封賞，這在中國歷史上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北齊自文宣帝至幼主共歷六帝，享國28年，后主實際在位13年，這無疑為胡樂的發(fā)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周代承魏、齊之后，對胡樂也非常重視。《隋書·音樂志中》曰：“(周)太祖輔(西)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xí)以備饗宴之禮……其后武帝娉皇后于北狄，得其所獲康國、龜茲樂，更雜以高昌之舊，并于大司樂習(xí)焉。采用其聲，被于鐘石，取《周官》制以陳之?！薄杜f唐書·音樂志二》也說：“周武帝娉虜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于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xí)，頗雜以新聲。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貢樂伎，后其國王子為沙門來游，又傳其方音。宋世有高麗、百濟伎樂。魏平馮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可見，周代不僅直接以胡樂用于朝廷典禮，而且所用胡樂種類也更為繁多。
總的來說，北魏、北齊、北周三朝，是胡樂大發(fā)展的時期。這與傳統(tǒng)雅樂的衰微和統(tǒng)治者及百姓的愛好自然分不開，也無疑是中國音樂史和歌詩藝術(shù)生產(chǎn)史上的大事。但是，傳統(tǒng)的觀點對這種現(xiàn)象卻多有譏諷。隋代建國之初，牛弘上書云：“其后魏洛陽之曲，據(jù)《魏史》云：‘太武平赫連昌所得’，更無明證。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雜有邊裔之聲。戎音亂華，皆不可用。請悉停之?！?p class="Postil">［唐］魏征等：《隋書》，卷十五《音樂志下》，第351頁。
顏之推的上書中也有“今太常雅樂，并用胡聲”［唐］魏征等：《隋書》，卷十四《音樂志中》，第345頁。
的話。而《舊唐書》卷二十八《音樂志一》則說：“元魏、宇文，代雄朔漠，地不傳于清樂，人各習(xí)其舊風(fēng)。雖得兩京工胥，亦置四廂金奏，殊非入耳之玩，空有作樂之名?！碧瞥踝嫘O上書也稱：“陳、梁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p class="Postil">［后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十八《音樂志一》，第1041頁。這些正統(tǒng)人士的指責(zé)，恰好從另一個側(cè)面說明了胡樂在北魏、北齊和北周三朝占有獨特的地位。
第三節(jié) 清樂與胡樂由各領(lǐng)風(fēng)騷到融合匯流
經(jīng)過北朝約二百年間的發(fā)展，胡樂在中原地區(qū)廣為流傳。但真正把它們歸入宮廷音樂，給予進一步重視，則是隋代的事。隋文帝開皇(581—600)初年，“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疏勒、扶南、百濟、突厥、新羅、倭國等伎?！?p class="Postil">［唐］魏征等：《隋書》，卷十五《音樂志下》，第376頁、第377頁。
其中的《國伎》據(jù)《隋書·音樂志下》，《國伎》即《西涼樂》，又稱秦漢伎，是漢族音樂與龜茲樂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種新音樂。［唐］魏征等：《隋書》，第378頁。
與《龜茲伎》都是少數(shù)民族音樂，《高麗伎》、《天竺伎》和《安國伎》則均為外國音樂?！镀卟繕贰分袑嶋H上只有《清商伎》和《文康伎》是漢族原有的音樂。到了隋煬帝大業(yè)(605—616)中，又在原有《七部樂》的基礎(chǔ)上增加了《疏勒》和《康國》兩部，形成了《九部樂》，在各部的名稱上，去掉了《七部樂》中的“伎”字，又改《國伎》為《西涼》，改《文康伎》為《禮畢》。
如果把隋代《九部樂》至唐代的發(fā)展也考慮在內(nèi)，我們可以對魏晉南北朝歌詩發(fā)展的歷史走向有一個更為清晰的認(rèn)識。關(guān)于這個問題，目前流行的各種音樂史著作，多以為隋代《九部樂》在唐高祖即位后被改造為唐代的《九部樂》，而對唐代《九部樂》的構(gòu)成，各家又有不同的看法，或以為是削去《禮畢》而增加《燕樂》，或以為除此以外，還有削去《天竺》而易之以《扶南》的變化。
參見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頁；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5頁。
這種觀點與史料的記載其實并不相符。據(jù)杜佑《通典·樂典》：“燕樂，武德初，未暇改作。每燕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至貞觀十六年(642)十一月，宴百僚，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至是增為十部伎……貞觀中，景云見，河水清。協(xié)律郎張文收采古雁天馬之義，制《景云河清歌》，名曰《燕樂》，奏之管弦，為諸樂之首?！笨肌杜f唐書·張文收傳》，張文收制《景云河清歌》在貞觀十四年(640)，因此，唐代并不存在新的《九部樂》。諸書之誤當(dāng)來自《新唐書》卷二十一《禮樂志十一》的含混記載，其中有云：“燕樂。高祖即位，仍隋制設(shè)九部樂。”以下羅列了《燕樂》和除《禮畢》以外隋代九部樂的其他八部樂。接著又說：“隋樂每奏九部樂終，輒奏《文康樂》，一曰《禮畢》。太宗時，命削去之，其后遂亡。及平高昌，收其樂?！允浅跤惺繕贰！边@段話本身就自相矛盾，因為《禮畢》至太宗時才削去，如《燕樂》在高祖時即已納入樂部，則當(dāng)時就應(yīng)是十部樂，而不必等到貞觀十六年始稱自是初有十部樂。［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69—471頁。
唐初只是沿用隋代《九部樂》，到了唐太宗貞觀十六年(642)，才增加《燕樂》和《高昌樂》，并去掉《禮畢》而形成了唐代的《十部樂》，詳見下表。
表3—1 《七部樂》、《九部樂》與《十部樂》對照表
從上表可知，到了唐代的《十部樂》中，連原來傳自南朝的《禮畢》也被削去。而新增加的《高昌樂》本是胡樂，就是張文收所造的《燕樂》，也已經(jīng)與胡樂有了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據(jù)《舊唐書·音樂志二》記載，燕樂所用樂器有玉磬、笙、箏、簫、笛、臥箜篌、琵琶、五弦琵琶、篳篥、銅鈸等，其中后五種均為胡樂樂器，只不過有的傳入中原比較早而已，如箜篌和琵琶。五弦琵琶以下的三種，則大約是自北魏以來隨龜茲樂、天竺樂等外來音樂一起傳入的。
參見馮文慈：《中外音樂交流史》，第19頁、第35頁、第65頁、第66頁。
因此，燕樂實際上是中外音樂融合的產(chǎn)物。這也就是說，唐代《十部樂》比隋代《九部樂》更多地受到了胡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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