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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要：永嘉之亂，樂工與樂器多為劉聰、石勒所得。故東晉百年間，樂府官署的設置始終因陋就簡，開始僅有鼓吹署，后“省太樂并鼓吹”，最后取消鼓吹署而保留太樂，鼓吹樂和清商樂都改由太樂管理，清商樂的地位進一步得到提高。而雅樂和鼓吹樂發(fā)展的停滯，客觀上為清商樂的發(fā)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宋、齊、梁、陳四朝的樂府官署，與東晉一脈相承而略有變化。宋、齊兩代不僅樂府官制相同，而且許多具體做法也是基本一致的，其雅樂、俗樂均由太樂掌管。梁代建國后，梁武帝對禮樂進行了全面的整頓，因此梁代樂府官署向魏及西晉回歸，走的是復古之路。梁代將隸屬太樂的鼓吹改為與太樂并列，并在太樂下另設清商署，置清商丞。陳代樂府官署基本沿襲梁代。南朝時期的清商新聲不僅在實際生活及朝廷禮樂活動中占據(jù)了極其重要的位置，而且對文士創(chuàng)作的影響也更加顯著。

永嘉之亂，中原文化受到了極大的破壞，音樂人才凋零殆盡。劉宋以后，朝代更替頻繁，典章制度多承襲前代，故東晉及宋、齊、梁、陳五朝之樂府機構均趨于簡化。與此同時，清商新聲則在這一時期逐漸取得了正統(tǒng)的地位，受到人們的普遍喜愛。

第一節(jié)　東晉樂府官署的簡化

關于東晉時期樂府官署的情況，史書記載較為簡略?！稌x書·律歷志》說：“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于石勒。及元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采掇，而多所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晉書》卷二十三《樂志下》也說：“永嘉之亂，海內(nèi)分崩，伶官樂器，皆沒于劉、石?！币来耍晕鲿x滅亡，伶官樂器為劉聰、石勒所得，東晉一代樂府制度始終不甚完備。據(jù)《宋書·樂志一》，東晉初年，“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后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又說：“晉氏之亂也，樂人悉沒于戎虜，及胡亡，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為尚書仆射，因之以具鐘磬。太元中，破苻堅，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于是四箱金石始備焉?！睋?jù)此可知，東晉初年樂器與樂工并缺，因而“省太樂并鼓吹”，至成帝年間(325—342)，才“復置太樂官”，但到了哀帝年間(362—365)，“又省鼓吹而存太樂”，

［唐］李隆基撰，李林甫注：《大唐六典》，卷十四“鼓吹署”條，中華書局1983年據(jù)北京大學圖書館、南京博物院及北京圖書館藏南宋刻本影印本。

說明東晉建國五十年之后音樂人才仍然缺乏。另上引“及胡亡”以下一段文字，在《晉書·樂志下》中有更詳細的敘說：

及慕容雋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355)，謝尚鎮(zhèn)壽陽，于是采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于是四箱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其中所說“慕容雋平冉閔”，取鄴城，事在晉永和八年(352)，這一次“鄴下樂人”從北方而來無疑是謝尚重建雅樂的一個必要前提，也為哀帝年間“省鼓吹而存太樂”做好了準備。

《晉書》卷七十九《謝尚傳》載，安西將軍庾翼鎮(zhèn)武昌時，謝尚“嘗與翼共射，翼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袘曋兄?，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唐］房玄齡等：《晉書》，第2070頁?？肌稌x書·庾翼傳》，庾翼鎮(zhèn)武昌，是在其兄庾亮去世后。據(jù)《晉書·庾亮傳》，庾亮卒于成帝咸康六年(340)?！吨x尚傳》又稱，謝尚于建元二年(344)即已調(diào)任江州刺史。則庾翼以鼓吹賞謝尚事只能在咸康六年至建元二年之間。這為我們透露了成帝重建太樂以后哀帝“省鼓吹而存太樂”之前，鼓吹樂發(fā)展的一點消息。另《宋書》卷十九《樂志一》也提到了此事及東晉初年臨川太守謝摛戰(zhàn)死后“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一事，認為“魏晉世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今(指沈約生活的齊梁時期)則甚重矣”。［梁］沈約：《宋書》，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59頁。

而“王猛平鄴”事在晉太和五年(370)，“破苻堅”事在晉太元八年(383)。由此不難看出，東晉一代樂府人才始終處于匱乏狀態(tài)，雅樂的建設直到太元八年楊蜀等第二批鄴下樂工到來之后，才初具規(guī)模，但郊祀所需樂曲還是無法演奏。而此時距東晉建國已經(jīng)近七十年，距劉裕代晉也只有三十多年了。因此，與漢魏西晉相比，東晉百年間，樂府官署的設置始終是十分簡陋的，由只有鼓吹署，到太樂、鼓吹短暫的并存，再到取消鼓吹署而保留太樂構成了其基本的發(fā)展軌跡。據(jù)王運熙先生考證，這一時期的清商曲很有可能也歸太樂掌管了。

《宋書》卷十九《樂志一》有“《鞞舞》，故二八，桓玄將即真，太樂遣眾伎”的記載，［梁］沈約：《宋書》，第552頁。這說明“鞞舞”歸太樂管理。王運熙先生認為，“鞞舞在漢魏與相和歌同隸黃門鼓吹，現(xiàn)在改隸太樂，由此推測，大約這時清商曲已由太樂兼掌了”。王運熙：《樂府詩述論》，第188頁。

樂府官署機構的簡化也會相應地影響到歌詩的創(chuàng)作。

東晉雅樂的嚴重萎縮，造成了樂府官署的合并或者說簡化。其結果不僅使在西晉就已改隸太常的鼓吹樂進一步歸入太樂，而且使原屬光祿勛的清商俗樂也改由太樂管理，從而使清商樂的地位再次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雅樂和鼓吹樂發(fā)展的相對不足，客觀上為清商樂的發(fā)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具體來說，北方清商樂被帶到南方以后，原為民間徒歌的吳聲、西曲開始被之管弦，逐漸取代了清商舊曲，成為朝野喜愛的新聲。

第二節(jié)　南朝樂府官署的演變

劉宋以來直至陳代，樂府官署和歌詩生產(chǎn)皆與東晉一脈相承。一方面保留了東晉樂府以太樂為主要機構、并由太樂兼管清商樂的特點，另一方面清商樂進一步發(fā)展成為風靡一時、傾動朝野的清商新聲。

關于前者，史書記載非常簡略，《宋書》卷三十九《百官志上》曰：“太?！珮妨钜蝗?，丞一人，掌凡諸樂事?！薄赌淆R書》卷十六《百官志》也說：“太常……太樂令一人，丞一人?！倍啊短屏洹肪刺岬剿巍R兩代有鼓吹、清商等令、丞，而宋、齊兩代的《樂志》中都有太樂令樂事活動的記載。《宋書》卷十九《樂志一》曰：“宋文帝元嘉九年(462)，太樂令鐘宗之更調(diào)金石?！薄赌淆R書》卷十一《樂志》有：“永明六年(488)……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天臺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比绻俳Y合《宋書》中太樂“掌凡諸樂事”的話，可知宋、齊兩代的雅樂、俗樂都是由太樂掌管的。

《南齊書》卷二十八《崔祖思傳》：“太樂雅、鄭，元徽(宋后廢帝年號)時校試，千有余人?！闭f明宋代太樂兼管雅、鄭。［梁］蕭子顯：《南齊書》，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519頁。《南齊書》卷七《東昏侯紀》：“下?lián)P、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現(xiàn)錢，供太樂主衣雜費?！钡?04頁。《舊唐書》卷二十九《音樂志二》：“《估客樂》，齊武帝之制也。……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睎|昏侯喜俗樂，《估客樂》屬清商曲，此二條為齊代太樂兼管俗樂之證。［后晉］劉昫等：《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1066頁。

而《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云：“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又云：“初宋、齊代，祀天地，祭宗廟，準漢祠太一后土，盡用宮懸?！庇衷疲骸肮拇?，宋、齊并用漢曲，又充庭用十六曲?！笨芍?、齊兩代不僅樂府官制相同，而且在許多具體做法上也是基本一致的。

關于清商樂進一步發(fā)展，大受歡迎的情況史書多有記載?！赌淆R書》卷四十六《蕭慧基傳》說：“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wèi)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薄赌淆R書》卷二十八《崔祖思傳》則稱，宋(后)廢帝元徽年間(473—476)，不算“后堂雜伎”，太樂雅、鄭樂工，還多達一千余人。大明、元徽距宋建國分別只有三十年和五十年的時間，可見宋代俗樂發(fā)展速度之快。此外，《宋書》卷四十一《后妃傳》稱：“太宗留心后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nèi)職?！逼渌O后宮官職中，有五品官“清商帥，置人無定數(shù)”。可見，宋代除將清商并入太樂外，在后宮中還有這樣特殊的官制。這反映出當時宮廷中對清商樂的喜愛，說明清商專署的取消并沒有使清商樂的發(fā)展受到影響。《南史》卷四十二《豫章文獻王嶷傳》記載，齊武帝“后宮萬余人，宮內(nèi)不容，太樂、景第、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而朝野之間更是流風廣播，俗樂新聲極其繁榮，以至于“家競新哇，人尚謠俗”，“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

［梁］蕭子顯：《南齊書》，卷三十三《王僧虔傳》，第594頁、第595頁。

梁、陳兩代的樂府官署稍有變化?！端鍟肪戆恕兑魳分旧稀吩唬骸傲菏现?，樂緣齊舊。”《隋書》卷二十六《百官志上》也說“梁武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又說：“諸卿，梁初猶依宋、齊，皆無卿名。天監(jiān)七年(508)，以太常為太常卿……統(tǒng)太樂、鼓吹等令丞……又置協(xié)律校尉、總章校尉監(jiān)，掌故樂正之屬，以掌樂事。太樂又有清商署丞?！庇纱丝芍?，梁代樂府官署又有新的變化，一是鼓吹由隸屬太樂改為與太樂并列，二是在太樂下另設清商署，并置清商丞。這一變化體現(xiàn)出向魏及西晉樂府官制回歸的趨向，它與梁武帝弘揚古樂的追求是分不開的。梁武帝即位的天監(jiān)元年(502)，即下了一道向百官訪求古樂的詔書：

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辨貴賤。而《韶》、《護》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托，魏晉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天人缺九變之節(jié)，朝宴失四懸之儀。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舊事匪存，未獲厘正，寤寐有懷，所為嘆息。卿等學術通明，可陳其所見。(《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

《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載，天監(jiān)元年(502)，梁武帝就恢復古樂的問題“詔訪百僚”，沈約向武帝提議：“宜選諸生，分令尋討經(jīng)史百家，凡樂事無大小，皆別纂錄。乃委一舊學，撰為樂書，以起千載絕文，以定大梁之樂。”當時上書“對樂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蕩其詞，皆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精通音樂的梁武帝“遂自制定禮樂”。故《隋書》卷十三《音樂志上》曰：“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擿前違，裁成一代?！?/p>

因此，有梁一代不僅樂府機關的設置在宋、齊基礎上有所變革，其雅樂建設也多以漢魏古樂為準繩，正統(tǒng)氣味較濃，與宋、齊兩代不盡相同。由于梁武帝在禮樂方面頗有建樹，因此有陳一代對梁代禮樂制度繼承多而變化少。《隋書·百官志上》曰：“陳承梁，皆循其制官?！薄端鍟ひ魳分旧稀芬舱f：“是時(陳初)并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庇终f：“至太建元年(569)定三朝之樂，采梁故事……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p>

不僅雅樂有所發(fā)展，清商樂在梁代也同樣有新的發(fā)展。如果說晉、宋、齊三代是“吳聲、西曲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的時期，是清商新聲的繁榮時期?！?、陳、隋三代，可說是清商新聲的轉變時期”

王運熙：《樂府詩述論》，第215頁。

。從《樂府詩集》所錄《清商曲辭》來看，《吳聲歌》、《西曲歌》、《神弦曲》三類中多晉、宋、齊之作，這些作品大多由民間徒歌發(fā)展而成，或明顯地受到民歌的影響?！督吓?、《上云樂》、《雅歌》三類則為梁代或梁以后文士所作。《古今樂錄》曰：“梁天監(jiān)十一年(512)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樂》十四曲，《江南弄》七曲?！?《樂府詩集》卷五十引)又說：“《上云樂》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樂府詩集》卷五十一引)由梁武帝君臣以及陳代陳后主君臣所改制的清商新聲，大多“辭典而音雅”(《舊唐書·音樂志》)，與晉、宋、齊時期清商曲的清新自然大不相同。這標志著清商新聲的雅化，或者說清商新聲中民間歌詩對文士創(chuàng)作影響的進一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