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的中學，恰是哥哥的中學母校。不久全校的老師幾乎都認得我了。有的老師甚至在課堂上問：“誰是梁紹先的弟弟？”——哥哥雖然考上的不是清華、北大，但他是在發(fā)著燒的情況之下去考的呀！而且放棄了幾所保送大學，而且是為了遵從母命才考唐山鐵道學院的！一九六二年，在哈爾濱市，底層人家出一名大學生，是具有童話色彩的事情。這樣的一個家庭，全家人都是受尊敬的。

我這名初中生，虛榮心在當年獲得了巨大的滿足。

我開始以哥哥為榮。

我也暗自發(fā)誓要好好學習了。

第一個學期幾科全考下來，平均成績九十幾分，我對自己滿懷信心。

饑餓像一只大手，依然攥緊著大多數中國人的胃，從草根草籽到樹皮樹葉，底層中國人幾乎將一切能吃的東西都吃遍了，吃光了，并嘗試吃許多自認為可以吃的，以前沒吃過不敢吃的東西。父親在大西北挨餓，哥哥在大學里挨餓，母親和我們在家里挨餓。哥哥居然還不算學校里家庭生活最困難的學生，每月僅領到九元錢的助學金。他又成了大學里的學生會干部，故須帶頭減少口糧定量，據說是為了支援亞非拉人民鬧革命。父親不與哥哥通信，不給他寄錢，也擠不出錢來給他寄。哥哥終于也開始撒謊了——他寫信告訴家里，不必為他擔什么心，說父親每月寄給他十元錢。那么，他豈不是每月就有十九元的生活費了么？這在當年是挺高的生活費標準了，于是母親真的放心了，并因父親終于肯寬恕哥哥上大學的“罪過”而感動。哥哥還在信中說他投稿也能掙到稿費。其實他投稿無數，只不過掙到了一次稿費，后來聽哥哥親口說是才三元……

哥哥第一個假期沒探家，來信說是要帶頭留在學校勤工儉學。第二個假期也沒探家，說是為了等到父親也有了假期，與父親同時探家。而實際上，他是因為沒錢買車票才探不成家。

哥哥大學的第二個學年開始不久，家里收到了一封學校發(fā)來的電報——“梁紹先患精神病，近日將由老師護送回家”。電文是我念給母親聽的。

母親呆了，我也呆了。

鄰居家的叔叔嬸嬸們都到我家來了，傳看著電報，陪母親研究著、討論著——精神病與瘋了是一個意思，抑或不是？好心的鄰居們都說肯定還是有些區(qū)別的。我從旁聽著，看出鄰居們是出于安慰。我的常識告訴我，那完全是一個意思，但是我不忍對母親說。

母親一直手拿著電報發(fā)呆，一會看一眼，坐到了天明。

而我雖然躺下了，卻也徹夜未眠。

第二天我正上最后一堂課時，班主任老師將我叫出了教室——在一間教研室里，我見到了分別一年的哥哥，還有護送他的兩名男老師。那時天已黑了，北方迎來了第一場雪。護送哥哥的老師說哥哥不記得往家走的路了，但對中學母校路熟如家。

我領著哥哥他們往家走時，哥哥不停地問我：家里還有人嗎？父親是不是已經餓死在大西北了？母親是不是瘋了？弟弟妹妹們是不是成了街頭孤兒？……

我告訴他母親并沒瘋時，不禁淚如泉涌。

那時我最大的悲傷是——母親將如何面對她已經瘋了的“理想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