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舞：說到學術與現(xiàn)實社會的關系，我又想起《尋羌》中您提到的黎光明，這位傳奇人物在史語所1928 年創(chuàng)立時即受聘為助理員，并立刻開始考察岷江上游民俗，1929 年從川西回到史語所，旋即離職，1946 年竟因鏟除鴉片而慘死于靖化縣長任上。黎光明當年是很不為傅斯年喜歡的，您后來把他和王元輝合著的塵封了74 年的《川康民俗調查報告》整理出版，您會擔心被視為“不務正業(yè)”嗎？這是否可以理解為您背叛史語所的“字字講求來歷”、“除了剪輯編排讓史料自己說話外，無有個人之意見”式的學術傳統(tǒng)？

王明珂：我出版黎光明、王元輝的《川西民俗調查記錄1929 》（原稿名為《川康民俗調查報告》），一個不具人類學背景的調查者所寫的學術報告，是為了突顯人類學民族志書寫的特點。黎光明、王元輝在此書中描述的是許多活生生的個人；在人類學民族志書寫中，“個人”不見了，我們只見到苗族、藏族等“民族”。黎光明、王元輝會記載一些偶發(fā)事件；在人類學民族志書寫中，“事件”不足為道，那只被視為浮在社會結構、文化模式上的一些瞬息即滅的光影。黎光明與王元輝不隱瞞他們在“落后民族”中看見的文明事物，但人類學家刻意到最偏遠的村莊去尋找一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無視于土著家中的電冰箱與可口可樂罐。最后，黎光明與王元輝不掩飾他們對“邊疆同胞”的偏見，但人類學者的偏見被學術包裝起來，而終究造成我們今日對原住民或少數(shù)民族的刻板印象。

在臺灣學術界，特別是歷史學與人類學界，我早已被認為是不務正業(yè)的了。很早便有史學前輩說，“歷史怎么會是人們想什么就是什么”—這便是他對“歷史記憶”的了解。有資深人類學者批評我的研究不是歷史人類學，只因為“西方歷史人類學者沒研究這些問題”。穿梭于各學科邊界之間，根據(jù)我的“毒藥貓”理論，我可能成為各學科主流權威心目中的“毒藥貓”，如同René Girard（勒內·吉拉爾）著名之代罪羔羊理論中的“代罪羊”。代罪羊是無辜的，沒有主動能力的，但我寧愿自稱“毒藥貓”，有主動穿越、破壞邊界能力的“毒藥貓”?；蛭乙部梢宰苑Q“武裝走私者”，將學術精華由一學科穿越邊界帶到另一學科中。“武裝”是說我認真研讀各學科經典之作，那些（代表學術正統(tǒng)權威的）追捕者若無適當學術武裝，就別惹我這“走私者”。

（《中華讀書報》2009年11 月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