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領(lǐng)袖蔣委員長每天記日記。我們所有在國外的軍校學生也都記日記，記下我們的思想，使我們的道德修養(yǎng)更加完美。你應該養(yǎng)成每天記日記的習慣?！北｜S從手提皮箱中拿出了一本空白的日記簿（他總是多帶著一本的）。在這本日記簿上我寫上了名字，保黃看到我生硬的字體便笑起來?！澳銓懙淖窒窈⒆右粯??！薄澳鞘且驗樾r候沒讓我學寫字……”我滿懷委屈地回答。只要一有機會，我就要重新練習書法……雖然我確實不知道在火熱的戰(zhàn)斗中怎么做到這一點。

在封建時代的中國，在日本，知識分子、學者和教授也和政治家、教師一樣，每天記日記……這種日記是寫給別人看的，是供人考察的，是作為本人忠誠的證明。

十九世紀下半葉，第一批中國留學生被送往國外。當局命令他們堅持寫日記，每個月還要把日記送給督學檢查。督學是中國大使館駐留學生所在國的一個官職。雖然辛亥革命后，在進入外國大學的留學生當中，對這一規(guī)定的執(zhí)行已很寬松，但黃埔軍校的士官生仍嚴格執(zhí)行這一規(guī)定。這種辦法就是要通過讓這些人寫下合乎道統(tǒng)的情感，時時刻刻強化他們對寡頭統(tǒng)治集團的忠誠，也可以藉此檢查“有毒思想的影響”，其實就是指政治上的偏差。所有的交流、探討都是不允許的。一個人的“忠誠”程度就是根據(jù)他寫下的文字衡量，而寫下這些文字的人對他所寫的東西會被人閱讀——蔣介石和那些年輕的軍官是多么鐘情于這樣的“忠誠”——心里也是一清二楚的。近些年，在中國的一些大學里，人們可以看到有些中國共產(chǎn)黨員沿用了這一做法，雖然未經(jīng)官方正式確定。新時代的新的英雄人物的日記被發(fā)掘出來，反反復復地被引用、被頌揚。然而毛澤東本人卻不曾寫下這樣的日記，或許是因為他已看穿了這種“靈魂簿記”形式的淺薄空洞。到1966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fā)，這種植根于即使在今日中國仍不鮮見的道德化傾向中的憑文字評判人的辦法終被放棄。不過，即便在1966年的秋天，我在訪問中國的時候，仍有人要我在參觀者留言簿上寫下我“直觀的感受”。很難讓更多的官僚認識到，參觀者為工廠、紀念碑、名勝寫下的這些頌辭不過是些曲意逢迎的應景話，跟那些除了高尚、漂亮的話什么都不能說的日記如出一轍。

我找不到多少能提高思想的格言，寫進這本藍色封面的小日記本里去。我的頭腦里并沒有現(xiàn)成的豪言壯語，這個困難越到后來變得越難以克服。在往后的幾個月中，為了想方設法糾正我的無比“錯誤”，保黃時常翻閱我的日記……可是總讀不到什么有價值的東西，足以顯示一種他能加以贊揚的精神境界，或使他覺得他所苦心培育我的品德修養(yǎng)獲得了成功。他認定品德修養(yǎng)是我最迫切的需要。早在我們相識的初期，他就認定我性格中“洋人”的一面必須徹底除掉，惟一的辦法是要讓我完全復歸中國封建儒家傳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