矯枉容易過正。瞿秋白取代陳獨秀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舵手，由右朝“左”偏航。

作為三常委之一的李維漢，晚年寫下《回憶與研究》一書，很深刻地道出當年批右出“左”的原因：

由于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仇恨和對陳獨秀投降主義的憤怒而加強起來的革命急性病，使黨內的“左”傾情緒很快地發(fā)展起來。

除了這種“‘左’傾情緒”外，還有一個認識問題，即所謂“左”比右好?！啊蟆钦局?，右是跪著降”，當時在黨內（一定范圍內）已經形成了輿論。而“左”傾情緒和“左”傾認識（理智）結合起來，就成為盲動主義發(fā)展的動力……于是，盲動主義代替了投降主義。[1]

28歲的瞿秋白上臺之后，深感共產黨在武漢的基礎太差，便于9月底和鄭超麟一起坐長江輪船返回上海。瞿秋白隱居在福煦路（今金陵西路、延安中路）民厚南里。從此，中共中央也隨瞿秋白遷回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陰影依然濃重地籠罩著上海，處處談“共”色變，密探的眼睛，日夜在那里“掃描”，巴不得盯住每一個“赤色人物”。

全國中共黨員銳減，從中共“五大”時近6萬人，一下子直線下降到1萬多人。

心急似火的瞿秋白卻這樣深信不疑：“在較短期內，新的革命高漲將取代革命的暫時失敗?！?/p>

[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

瞿秋白要在中國點起暴動之火。他的頭腦在膨脹、在發(fā)熱，急于求勝的情緒在迅速滋長。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全面貫徹自己的“左”傾路線。

會議作出《中國現(xiàn)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強調了“暴動”的重要性：

城市工人暴動的發(fā)動非常之重要；輕視城市工人，僅僅當做一種響應農民的力量，是很錯誤的，黨的責任是努力領導工人日常斗爭，發(fā)展廣大群眾的革命高潮，組織暴動，領導他們到武裝暴動，使暴動的城市能成為自發(fā)的農民暴動的中心及指導者。城市工人的暴動是革命的勝利在巨大暴動內得以鞏固而發(fā)展的先決條件。[1]

這樣，瞿秋白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移到領導工人組織城市暴動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