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此時無意參與黨內(nèi)斗爭的心思一目了然。對于陳獨秀的態(tài)度，不僅鄭超麟無法茍同，汪澤楷向鄭超麟轉(zhuǎn)述他的話時，也是搖搖頭，明顯有不贊同之意。當時的鄭超麟等人認為，“在舊黨內(nèi)為爭奪領導權而斗爭是應當?shù)?，但另外?chuàng)立一個新黨則是大逆不道的”23。

中共“六大”后近一年時間里，陳獨秀與鄭超麟等人和中央之間大抵保持著不和諧，卻無嚴重沖突的關系—陳獨秀不再參與黨內(nèi)領導工作，也無反抗黨的領導的念頭和行動；鄭超麟離職閑居后，同樣沒有與中央的既定路線相悖反的公開言行。

但這種相安無事的局面，隨著托洛茨基主義聲響的回蕩戛然終止了。

1929年5月，尹寬從蘇聯(lián)回國的留學生那里看到了托洛茨基反對派的文件，并且很快被其絲絲入扣的理論魅力完全征服。此后，尹寬開始在黨內(nèi)傳播托洛茨基主義。不久，這些文件就先后傳到了鄭超麟及陳獨秀手中。鄭超麟回憶：“尹寬拿油印的托派文件給我們（蔡振德夫婦，鄭超麟夫婦，馬玉夫）看的同時，也拿給彭述之夫婦、汪澤楷夫婦、劉伯莊等人看。彭汪兩家住在昆明路一幢房子，前面就是提籃橋監(jiān)獄高墻，陳獨秀常到那里去。他在那里看到托派文件。他同彭述之、尹寬、汪澤凱等人辯論，他們說服他……陳獨秀看了托派文件，每次都提出不同的意見，然后他們同他辯論；但他下次來時，就放棄他上次的不同意見，而以他們所說意見為基礎而提出進一步的不同意見了。他們進一步說服他，當場他沒有接受，可是再一次來時他又以上次他們的意見為基礎而再進一步提出新的不同意見了。如此類推。”24

托洛茨基的文件讓陳獨秀有種醍醐灌頂?shù)那逍?。在他看來，無論是對歷史問題還是現(xiàn)實政治，托洛茨基都做出了無可辯駁的理論闡釋（盡管對部分觀點有所保留）。此后，陳獨秀等一大批在黨內(nèi)擔負過重要工作的中共黨人，逐漸形成了一股涌動的暗流。而這時，中共黨內(nèi)深陷左傾泥潭的現(xiàn)狀，也為他們謀求改變領導提供了動力源和機會。

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因推行左傾路線離開了決策層，隨之而來的是更加猛烈的李立三左傾路線。在此期間，中央對抵制“革命”或?qū)Α案锩睉B(tài)度消極的黨員，往往以黨紀加以嚴厲制裁。在各地的罷工、起義、示威中，被捕、遇難的黨員不計其數(shù)。

接受托洛茨基主義后，陳獨秀等人一掃此前的消極情緒，并謀求以新的政治思想改變黨的路線。雙方?jīng)_突的導火索則是1929年6月發(fā)生的“中東路事件”。7月28日、8月5日、8月11日，陳獨秀給中央寫了三封信，信中除對中央處理“中東路事件”的政策提出批評和建議外，還依據(jù)托洛茨基主義，公開對政治路線提出了全面質(zhì)疑。

對于陳獨秀的來信，中央有過回復，但沒有接受他的意見的任何表示，反而就此加大了戒心。這樣，與陳獨秀等人的矛盾也越來越不可調(diào)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