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辛格：這個討論的作用非常重要。民俗學者總是被牽涉到家鄉(xiāng)史、家鄉(xiāng)文化的活動中去，比如受到某個“呵護民間傳統(tǒng)”（“Volkstumspflege”）機構的邀請。我并沒有一直出于禮貌上的考慮來措詞謹慎，有時候我甚至期待聽眾會覺得受到了侮辱而奮起抗議，但是幾乎沒有出現過這樣的情形。他們完全深深地陷入自己對事物的理解當中，他們可以沒有任何困難地選擇出他們希望聽到的內容——有時候他們甚至會肯定地對我說，他們的看法和我的一樣。

徹費恩：這種建立在演講和許多出版物基礎上的啟蒙工作，目的在于給更廣大的聽眾和讀者介紹社會與文化，讓他們具有對社會和文化進行反思的能力。可以說，這是啟蒙性的日常生活知識。如果我理解正確的話，您很早就開始致力于這條路線，最晚是在六十年代初。您力圖達到的是一種理解的也是啟蒙的視角。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您的研究得服務于通俗性的要求，學術需要讓公眾通曉易懂。在這種通俗化的策略與對民俗化的現象進行批評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系呢？

鮑辛格：我很早就形成了對民俗保護的態(tài)度，而且只要有機會，我也會表達我的觀點。有時候是在報紙上，后來在廣播里，或者在某個協(xié)會的紀念活動上。比如，我曾經給鄉(xiāng)土學的特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就是“我們能呵護家鄉(xiāng)嗎？”（Bausinger，1963）。我在那里批評到，“呵護、護理”（pflegen）與“家鄉(xiāng)”（Heimat）的概念放在一起時，只能局限在非常有限的領域內（后來我說過，只在舞臺布景上）。我也開玩笑地提出了一個問題：什么是非保留下來不可的東西？我的答案是：Sch?ttere。這是對行駛在從Aalen到Neresheim之間的區(qū)間火車的稱呼。對當地居民來說，這個地區(qū)有特殊的休閑價值。當時這種車已經停運了，鐵軌也被拆掉了——后來鑒于市民的倡議行動，鐵軌又被重新鋪設了。我想通過這個例子表明，除了那些可以展示出來給外人看的傳統(tǒng)以外，也還有一些不太引人注目的東西，它們至少同等重要，盡管它們并不那么古老悠久。

徹費恩：這樣我們就置身于有關學術與公眾之關系的討論之中了——出于不同的原因，這個話題在今天又有了現實意義。一方面，在資源緊缺的時代和相應的資源分配斗爭中（或者可以表述為“令人感到備受折磨的大學經濟化”？），讓公眾知情就變得有特殊意義。另外一方面，由于我們這個專業(yè)的研究角度和學科的歷史，我們被認為是一種“公眾的科學”?？晌覀儽仨毭鎸Φ氖?，我們的學科內容與公眾期待之間的關系并不和諧。這種遭遇并不僅僅限于圖賓根。在那些民俗學專業(yè)取向與圖賓根相反的地方，盡管民俗學傾力于在公眾中強化地方認同感，現在也仍然被大學和地方政治決策者們給拋棄了。即使這些服務于地方政治的民俗學，也沒有把握能夠在公眾中獲得他們期望得到的認可。

柯尼希：我們必須在涉及的題目和期待上有所區(qū)分。民俗學選取的研究對象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對文化變遷的反應。但是，同時也有些“經常性的熱點題目”如家鄉(xiāng)、鄉(xiāng)土，或者風俗?？駳g節(jié)一直是圖賓根的研究題目。難道不是恰巧在這樣的一個領域里，才能看出來學術理解上的變遷嗎？可以看出學術與公眾熱點話題、文化傳播的興趣之間的特殊關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