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朋友在一家小型出版社工作。1978年初，她跟我說，她正在聯系一些沒寫過小說的人（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家，等等），邀請他們每人寫一篇短篇偵探小說。我給出剛才已經提到的理由，回復她說，我對創(chuàng)意寫作不感興趣，而且我確信我絕對沒能力寫出像樣的對話來。在收尾時（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我略帶挑釁地說，如果我要寫一本犯罪小說，篇幅起碼要五百頁，而且故事會發(fā)生在一座中世紀的修道院。我朋友說她要找的并不是一本大部頭的劣等小說，我們的談話就此結束了。

那天我一回家，就在書桌抽屜里一陣搜索，找出了一張一年前的草稿紙，在上面我潦草地列出了一些修士的名字。這意味著在我靈魂最隱秘的地方一部小說的構想已悄然成形，只是我自己沒有覺察。在那一刻，我已經意識到，用毒藥毒死一位正在閱讀一本神秘書籍的修士會是一個好主意，但也僅此而已。這之后，我就開始寫作《玫瑰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