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師都不應該擅自替學生來回答這個問題，盡管在大多數(shù)時候，教師們都躍躍欲試。（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學生一直是教師職業(yè)的一大威脅。）教師和作為整體的大學該做的反而是：提供一點幫助，讓學生通過艱辛努力來自己回答這個問題。

誠然，像我的學生一樣的大學生有很多優(yōu)點。在競爭企業(yè)、政府和高等教育本身的職位方面，精英院校讓它們的學生受益良多。他們一入學，即使之前沒有金錢優(yōu)勢的人，也已經朝心儀目標邁出了一大步——盡管不一定是朝著弄明白什么是值得要的。實際上，對于某些人來說，回答這個問題的難度跟他們所擁有的選擇數(shù)量成正比。很多大學生第一次遠離父母，雖然在我們這個時代，有Facebook、Skype和Google Chat之類的工具，他們從未真正遠離?？雌饋?，他們的選擇可能是無限的，但各種強力在驅使著他們，包括他們的父母對他們的期望。經濟上有壓力的學生還面臨著特別的問題，但來自優(yōu)越家庭的學生也一樣有問題。

在當今時代，大學里的這些差別如果沒有消失的話，也應該減少了。當然，對于所有學生來說，分享自我發(fā)現(xiàn)的想法，對于剛入校的新生來說，意味著告誡，而對于要離校的高年級學生來說，意味著告別——這種想法被人提出來太多次，現(xiàn)在，它也成了陳詞濫調。在其他文化里，這會是個另類。但美國的大學一直跟歐洲的大學有根本的區(qū)別：在歐洲的大學里，學生們有望在他們進入大學之前就知道他們想要什么（以及他們會些什么）。即使在牛津和劍橋這樣古老的英國大學里，也是如此。學生在17歲左右申請這些大學“讀”這個或那個學科，一旦入校，他們很少冒險沖出選定的正式學習的領域。而相比之下，在美國——由于經濟的繁榮超過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國家——我們竭力延后為學生做出再次選擇的時間，推遲必須做出決定性選擇的日子。1850年，赫爾曼·麥爾維爾（Herman Melville）——他17歲時就結束了正式的在校教育——寫道：“捕鯨船是我的耶魯和哈佛大學?！彼褂谩按髮W”這個詞作為他“發(fā)現(xiàn)自我”之地的代名詞。

幾年前，在西南弗吉尼亞州的小小衛(wèi)理公會高校埃默里和亨利（Emory and Henry）學院，我偶然發(fā)現(xiàn)了一名學生收藏的一份手稿日記——巧合的是，它也是1850年寫的。一個春日的夜晚，在參加完學院院長的一場布道后，他感到煩惱和不安，于是，在日記中，他做了如下記錄：“噢，神會指引我如何思考和如何選擇?！边@句摻雜著愿望和請求的話，在今天聽來，有點陳腐。對于很多學生來說——如果不是對于大多數(shù)學生來說的話，神不再是請求的目標，他們很可能不會進入同樣的教派大學。很多美國的大學一開始是教派院校；但是今天，宗教信仰完全是個人的事，需要做出處罰的違規(guī)數(shù)量極少（即使針對剽竊這一學術罪行的規(guī)則，執(zhí)行起來也很寬松），很少有大學的校長會出于教義或道德糾正的目的而干涉學生的私人生活。屬于大學的精神權威時代早已遠去。然而，對于大學應該致力的方向，我還從來沒碰到過更好的簡潔陳述——“指引我如何思考和如何選擇”：一種反思的輔助工具，一個場所與過程，年輕人在其中衡量自己的天賦與激情，并開始以一種忠實于自己且對他人負責的方式厘清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