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月18日，毛澤東會見李敦白（左一）、 愛波斯坦（左二）、 斯特朗（右一）等外國專家。

斯特朗回到中國之后，她辦的《中國通訊》成為唯一一項吸收不同單位外國專家共同參與的工作。《中國通訊》由她一個人撰寫，艾培幫她編輯，我則組織一些左派外國專家翻譯和發(fā)行。這個小刊物辦得非常成功，到后期，共翻譯成十來種語言，參加的外國專家都很自覺，很積極，很高興。

這些活動，盡管有很大的好處，仍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不說個別人始終無法融入任何群體，如楊憲益夫婦不被信任，苦悶得整天喝酒，也請一些敢于去的中國人到家里喝酒，因此更引起懷疑，就是一般的外國專家，也明顯感覺到在他們和他們所服務(wù)的國家的人民之間有一道無形的高墻。陽早他們寫的那張大字報，后來宣傳的主要是他們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強烈愿望和對毛主席的無比熱愛，但其實他們想表達的主要是對被隔離的不滿，認為這種隔離把外國人“推上修正主義道路”。他們在大字報中說，在中國的外國人，不論他是哪個階級，不論他對革命是什么態(tài)度，都受到“五無二有”的待遇，“五無”是指，一、沒有體力勞動；二、沒有思想改造；三、沒有接觸工農(nóng)兵機會；四、不搞階級斗爭；五、不搞生產(chǎn)斗爭。“二有”是指，一、有特高生活待遇；二、有各方面的特殊化。他們認為這樣做會產(chǎn)生以下四種結(jié)果：一、使要革命的外國人不能掌握毛澤東思想，只能在口頭上說條條；二、使革命的外國人革命意志衰退，滑到修正主義道路上去；三、阻礙在中國的外國小孩成長為堅強的革命者；四，把革命的外國人和他們的中國階級兄弟隔離開，破壞他們的階級感情，破壞無產(chǎn)階級國際主義。大字報提出八項要求：一、以階級兄弟看待我們，而不是以資產(chǎn)階級專家看待我們；二、允許并鼓勵我們參加體力勞動；三、幫助我們進行思想改造；四、允許并鼓勵我們緊密地結(jié)合工農(nóng)群眾；五、允許并鼓勵我們參加三大革命運動；六、我們的孩子和中國的孩子，受到同樣的待遇和嚴格的要求；七、生活待遇和同級的中國工作人員一樣；八、取消特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