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張家口待了一個星期，采訪、參觀、座談，然后他們安排我回北平。我已經(jīng)聯(lián)系好了美軍飛機。那個麥當勞上校很通情達理，所以沒問題。離開的前一天晚上，聶榮臻司令員設宴招待我和普萊士（她是否先去了延安，現(xiàn)在已記不清了，但我記得曾在張家口陪她參觀，給她翻譯。）在餐桌上，聶司令員問我：我要是把你扣下來，你覺得怎么樣？我問：我留下來干什么？他說：我們需要工程師。我說我不是工程師。他解釋道：我們需要架橋的工程師，這座橋梁將架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原來，張家口正準備開通面向美國的英語口語廣播，需要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進行校對和潤飾工作。一聽這話，我很高興，馬上答應留下來。我的東西都還在上海，那也不管了。

從此，我加入了中國革命的隊伍，而且與新聞廣播事業(yè)結下了一輩子的緣分。

我在張家口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后，朱總司令親自發(fā)電報調(diào)我去延安新華社工作。1946年10月19日，經(jīng)過長途跋涉，我終于到達了延安。關于延安歲月的種種，我在回憶錄中已經(jīng)有所敘述，不再詳談，但我想特別講一講我的入黨問題。

聶司令員問我留下來有什么條件，我說，如果我留下來參加中國革命，我希望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因為，如果留在根據(jù)地，意味著我將跟外界隔絕，若不入黨，則內(nèi)部情況也將被隔絕。不久，軍區(qū)有位領導找我談了話，說他們已經(jīng)向上級請示，并獲得李先念、王震的介紹，決定讓我參加支部的學習會，但不參加生活會。這樣，我就成為“半截”黨員。到延安后，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找我談話。他說，中央有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外籍人士加入中共，需要得到書記處五位書記即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的批準，我已經(jīng)獲得批準了。他問我有什么要說的，我說：我這個人，按中國的標準，不是一個好的共產(chǎn)黨員，但我愿意學習。他有點意外，我怎么會說自己不是好黨員。但我確實是真心話，我就是比他們差遠了。

我被批準入黨了，但我這個黨員不同于一般黨員，安子文讓我跟新華社干部科副科長丁拓聯(lián)系，沒有公開宣布我的黨員身份，但實際上清涼山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我參加黨支部會議，但不參加與運動有關的會議，也不參加更高級別的黨員大會，至于閱讀黨內(nèi)文件，那個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有黨內(nèi)文件這種東西。我想我是被看作候補黨員，或者連候補黨員都不如，只是一種特殊安排。我的黨齡從1946年算起。入黨時我寫了個自傳，不記得填過什么表。

另外補充一點解放區(qū)文藝的情況。中國的革命文藝，給我的印象非常深。還在宣化店的時候，我看到秧歌劇《兄妹開荒》、《一朵紅花》、《模范妯娌》，禁不住流眼淚，因為我覺得基本精神同我們美國的革命歌曲是完全一致的。延安的文藝活動很豐富，其中又以演戲比較多，話劇、京劇都有，印象深的，話劇像《保衛(wèi)和平》、《保衛(wèi)延安》。毛主席喜歡看京劇，喜歡《棒打薄情郞》、《捉放曹》這些劇目。電影很少，除了美軍觀察組放的美國電影外，我在延安沒有看過別的片子。后來在太行山，看過老百姓演“翻身戲”，演得可好了，都不是專業(yè)演員，但演得真好，可以從天黑演到天亮，然后就下地。當然演戲和看戲的人可能都是輪替的。滹沱河邊的老百姓演戲，不但有念白，還有唱腔，邊說邊唱。部隊也演戲，記得演過四大家族的戲，先是陳立夫出場，唱“蔣家的天下，我陳家的黨”，然后孔祥熙出來，唱“滾滾黃金滾進來”。還演過一個蘇聯(lián)的戲，其中有個記者慣說大話，叫“客里空”。新華社搞過反“客里空”的運動。我也演過戲，演馬歇爾。在延安還演過《兄妹開荒》，我是第一個出場的，演公雞，公雞一叫，他們就起來開荒了。說起這個戲，還有個故事。戲里有句歌詞“學習那英雄吳滿有”，胡宗南占領延安后，吳滿有叛變了，后來歌詞就改成“學習那英雄楊步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