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說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我們美國共產黨是堅決反戰(zhàn)的，認為那是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zhàn)爭。但到1941年，情況發(fā)生了變化。那年6月，德國突襲蘇聯(lián)，蘇聯(lián)開始衛(wèi)國戰(zhàn)爭，我們認為戰(zhàn)爭的性質變了，變成反法西斯戰(zhàn)爭了，反戰(zhàn)的態(tài)度也隨之變化。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人都很憤怒，民眾參戰(zhàn)熱情空前高漲。

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我跟一個同志一起去報名參軍。結果，他被接受了，我卻被拒絕了，因為視力太差。征兵的人說，你以后也當不了兵，還是做點別的事吧。

這樣，我又重新回到工人運動中。我在美國從事工人運動的最后一個任務，是組織駱駝牌香煙公司的工會。駱駝香煙公司在北卡州的溫斯頓—塞勒姆市（Winston-Salem），這是家大工廠，卻沒有工會，工人待遇特別差。1932年，共產黨曾在那里發(fā)起過一次工人運動，但失敗了。我找到了一個當年積極分子的家，是一個黑人，我一進門，說我想重新組織左派工會，老人便對家人說：我告訴過你們，我就知道他們會回來。他兒子成了工會運動的第一個核心成員。

我沒有辦法直接接觸工人，就想到通過教堂進行宣傳動員。那里的工人都參加基督教小教堂，類似中國的家庭教堂，他們不承認大教堂是真的基督教。他們相信神靈附體，然后又唱又跳，又喊又叫，有人打滾，有人暈倒，很熱鬧。小教堂的牧師依靠工人給點錢生活，都很窮。我跟他說，能不能在做禮拜之前讓我講五分鐘，他同意了。要是工人拿錢多了，給教堂的捐獻也會增加。就這樣聯(lián)系了一些煙草工人，形成了工會的核心。我們當時有四個組織員一起工作，有黑有白，有男有女，進展很快。

我接觸的煙草工人中有個大個子黑人，他的工作是把一條條香煙裝進大箱子，然后把箱子舉起來，拋到墻根，在那兒摞成堆。他拋得很準，煙箱碼得整整齊齊。有一天他跟我說，他們最近抽掉了一部分尼古丁，我問他怎么知道的？他說，我拋了幾次，都沒拋準。原來是重量減輕影響了他的瞄準。

駱駝牌香煙公司的大老板就是溫斯頓市的市長，也是征兵委員會主席，所以，他很快就把我征兵了，不但視力沒關系了，所有一切都沒關系了。我能到中國來，還得感謝他。

家人沒有反對我當兵。美國沒有獨子不征兵的規(guī)定，當時我父親已經重病在床，家里其他人也不會反對，因為當時普遍的情緒是擁護參戰(zhàn)。一入伍，我和美共的正式關系就告終結了，黨員當兵入伍就得退黨，這是共產黨的一個規(guī)定，以防受到滲透軍隊的指控。但我和美共的關系還有余緒。因為我在FBI有案底，所以一直受到監(jiān)視。有兩件事讓我知道自己被監(jiān)視。第一件是發(fā)信的“特殊待遇”。對于一個軍人，尤其是對于一個新兵來說，在枯燥而危險的軍營生活中，收到家人朋友的信無疑是一件激動人心的重要事情，發(fā)信的時候，全連人集合，由連長或者上士挨個叫收信人的名字，但我的信從來不在這個場合給我，而需要我到連長那里去拿。我問他，為什么這么特別照顧我？他說：你是不是以前參加過什么組織？這些信大概已經被人看過了吧，不過我也沒有幾封信。第二件事是，有兩個戰(zhàn)友分別告訴我，說上級交待他們注意我，包括看什么書，與什么人來往。我也沒有停止作為共產黨員的個人活動。我每次去軍營的圖書館，都很仔細地翻檢書籍，所有含有反共內容的書，我都悄悄藏在大衣里面偷走，銷毀掉，力所能及地清洗一下，不讓其流毒。倒是一直沒有被發(fā)現。我還組織了一個有四五個好朋友參加的學習小組，跟他們講社會主義，也講我所知道的中國共產黨的情況，他們都很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