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抄家之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一直以炫耀的口吻跟別人吹噓這段“傳奇”，雖然“首功”不是我的，但我抄出了 200塊錢，是“第二大功”！若干年后，我才意識到，這是我“文革”中干的最缺德的一件事。

抄韓桂英的家的理由，是她出身資本家。她父親“文革”前是濟南明湖照相館經(jīng)理，據(jù)說新中國成立前這照相館就是她家開的。抄家后我還專門去明湖照相館看過。明湖照相館是泉城路（“文革”前稱院西大街）上一處門頭平房，約有四五十平方米，分為營業(yè)和拍照兩個區(qū)間，用拉簾隔開，還有一個里間做暗室，不知有多大。工作人員不過七八人。想來新中國成立之前韓桂英父親經(jīng)營時，頂多雇用兩三個幫手，也許就帶一個徒弟，這情形擱現(xiàn)在也就算個個體經(jīng)營者。她家存的蔣介石照片，估計是當年給客戶洗印照片富余，出于職業(yè)便利而留存的。這與有現(xiàn)行行為的犯罪是不同的，按照《刑法》是無罪的，即使按當年惡法“公安六條”（1967年 1月頒布）來衡量，僅僅“保存蔣介石照片”，也不能構成反革命罪。還有，“文革”初像韓桂英父親這樣老職工工資頂多五六十塊，要負擔一家老小的生活。那時大多數(shù)家庭都屬于現(xiàn)在所說的“月光族”，往往沒到下月發(fā)工資就沒錢了。200塊相當于他三四個月的收入，也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存款。當年一輛自行車一百五六十塊，不是多數(shù)家庭所能擁有，條件略好家庭一個月存?zhèn)€ 3塊、5塊，要攢幾年才能買得起。200塊錢就這樣被沒收了，畢生的積蓄被全部剝奪，我真不敢想象后來她家的日子是怎么度過的。

被抄家后，我沒見韓桂英再去過學校，因為去學校她抬不起頭。后來我們班拍的畢業(yè)照，也沒有她。我再也沒有見過她。

捉弄高鄰

惡作劇本是孩童頑皮的特征，歷朝歷代任何國家地區(qū)的孩子都可能做得出來，但是，在特定歷史時段對特定人群實施惡作劇，就沒有那么簡單了。欺侮不能還手的弱者，體現(xiàn)的是人性之惡?！拔母铩睍r我家住的山東省政協(xié)大院內，有許多民主人士，“文革”初他們遭了難，而我又在此時捉弄他們，加重了他們及家屬的困厄。

周志俊先生是著名愛國民族工商業(yè)者、實業(yè)家，曾擔任山東省政協(xié)副主席?！拔母铩背跛冶怀?，臥室窗玻璃破了一角，糊上了報紙。我曾好幾個夜晚與伙伴一起，用縫紉機線軸綁上皮筋做彈弓，劈開冰糕（竹）棍一端，夾著小鞭炮作箭，穿在線軸孔中，點燃后捅破報紙射進去，使他和家人在沉睡中受到驚嚇，我們則樂不可支。

還有一位宋文田先生，是留美碩士、著名水利學家，為山東人民，乃至河南、陜西、四川人民治河修橋，興利避害，干了不少好事。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山東省水利廳廳長，1957年被打成右派，改任省政協(xié)常委。我曾多次與伙伴夜晚潛入他家門前葡萄架下偷葡萄，偷吃之后扒他的窗戶往里偷看，往往見他還在臺燈下看厚厚的英文書，嘴巴翕張不已，喃喃作聲。我們把臉緊貼到窗玻璃上扮怪相，然后敲玻璃。宋文田先生系老知識分子，看書非常專注，這樣下意識地回身一看不免嚇一大跳，我們則壞笑著跑掉。宋文田先生對人，尤其是大院里的孩子非常和善，我們卻這么捉弄他，實在是作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