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之后發(fā)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例如，英國的出口從未比1850年后的七年間增長得更快。英國棉布——是其半個世紀多以來向海外市場滲透的先鋒——的實際增長率也超過之前的幾十年。1850～1860年間，大約增長一倍，從絕對數量上看，其增長更是驚人：在1820～1850年間，其出口額增長大約11億碼，但在1850～1860年這10年間，出口額的增加遠超出13億碼。棉紡工人的數量在1819～1821年和1844～1846年間增加了大約10萬，但在1850年后10年里的增長速度是其兩倍。我們在此所列舉的乃是龐大的舊產業(yè)，由于各地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該產業(yè)在這10年中，實際上已在歐洲市場失去買主。無論我們從哪方面著眼，都可以找到同樣的繁榮證據。1851～1857年間，比利時的鐵出口增加了一倍多。1850年之前的25年間，在普魯士出現了67家股份公司，擁有資本總額4500萬塔勒（Thaler，德國舊銀幣名），但在1851～1857年的短短幾年間，便建立了115家（不包括鐵路公司），擁有資本總額達1145億塔勒，它們幾乎全都是在1853～1857年這段幸福時期里涌現的。幾乎沒有必要羅列更多諸如此類的數據，但當時的商人們特別是公司的發(fā)起人，確實對此不遺余力地講述和宣傳。

對于追求利潤的商人來說，這場繁榮最令他們滿意的是廉價資本與價格飛漲的結合。（經濟周期形式的）蕭條總是意味著低價格，起碼在19世紀是這樣。繁榮通常意味著通貨膨脹。盡管如此，英國的物價水平在1848～1850年和1857年間上升約三分之一，這個漲幅還是相當驚人的。因此，明擺在產業(yè)家、商人，尤其是公司發(fā)行人眼前的高額利潤，幾乎是不可抗拒的。在這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時期，巴黎信用動員銀行（credit mobilier）的資本利潤率曾一度高達50%。信用動員銀行是一個金融公司，也是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象征（見第十二章）。而且商人并不是這段時期的唯一獲利者。就像先前已提到的那樣，就業(yè)機會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無論是在歐洲還是海外，大批的男女正在向海外移民（見第十一章）。歐洲最強有力的證據，就是幾乎看不到失業(yè)，1853～1855年間的谷物價格猛漲（即生活的主要開銷），不再使各地出現饑餓暴動，除了一些極其落后的地區(qū)，如意大利北部（皮德蒙特）和西班牙。高就業(yè)率和在必要時愿意暫時提高工資的讓步，緩和了人們的不滿。但是對資本家來說，由于當時有充足的勞動力進入市場，遂使勞動力的價格更為低廉。

這場繁榮的政治后果是意義深遠的。它為被革命動搖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喘息時間，同時也毀滅了革命者的希望。簡而言之，政治進入了冬眠狀態(tài)。在英國，憲章主義銷聲匿跡。盡管其銷聲匿跡的時間遠比歷史學家們習慣上認為的時間晚得多，但仍無法否認其最后的結束。瓊斯（Ernest Jones，1818～1869）是憲章主義領袖群中最堅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850年后也放棄了重振獨立工人階級運動的企圖。他像大多數老憲章主義者一樣，與那些想要把工人組織成脅迫團體，從而向自由主義的激進左派施加壓力的人同心共事。議會改革暫時不再是英國政治家所操心的事，于是，他們可以心無旁騖地忙于在復雜的國會中爭奪選票。即使是像在1846年贏得《谷物法》（Corn Laws）廢除的中產階級激進者科布登（Cobden）和布賴特（Bright）這類人物，在當時的政壇上亦是被孤立的少數。

對于歐洲大陸上的復辟王朝和法國革命的意外產兒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這段喘息時間更為重要。在這一時期，路易·拿破侖得到了千真萬確且感人至深的多數選票，為他所謂的“民主”皇帝披上了真實色彩。對于舊君主國和公侯國來說，擁有這段政治復蘇與穩(wěn)定繁榮的時間，比讓它們的王朝在政治上名正言順更重要。它們也從這段喘息時間得到財政收入，不用去征求代議機構批準征稅或招惹其他麻煩事，至于那些政治流亡者只能在同伙之間狠命地相互攻擊，此外別無他法。就當時而言，這些君主公侯在國際事務中雖然顯得軟弱，在其國內卻相當強大。甚至在1849年得借助于俄國軍隊干涉才得以復辟的哈布斯堡王朝，此際也能將它的全部領土——包括桀驁不馴的匈牙利——置于統(tǒng)一的中央集權專制政府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歷史上，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