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歷史都提醒我們，缺乏文明的富強是一種可怕的富強，是短命的富強，是外強中干、沒有靈魂的蠻力。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而從民國誕生的一開始，這個國家就面臨文明解體，只認強權。魯迅先生當年有一句話講得深刻，大意是說原來被奴隸主統(tǒng)治也就罷了，現(xiàn)在被奴隸統(tǒng)治了，那就更糟了。民國初年，中國是一片亂象，整個兒是叢林世界，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誰的兵多、槍多、錢多，天下就是誰的。近代中國有一個文化怪杰辜鴻銘，他早就注意到中國在文明上走的是下坡路。洋務運動的鼻祖曾國藩，還是修身與經(jīng)世并重，用人方面不僅看才還要看德。但是到了李鴻章，便德不濟才，在道德上頗多劣評。而第三代袁世凱更加不行了，只問目的，不擇手段，一切以權勢為中心。當時辜鴻銘做張之洞的幕僚，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辜鴻銘對此頗不以為然，說那是耶穌主義與馬基雅維利主義雜交的怪物，最后重權勢的馬基雅維利一定會壓倒重道德的耶穌。你張之洞還有德性，維持中體西用，等到袁世凱這代卑鄙之徒掌權，對中國的危害要超過李鴻章的庸俗。果然年輕的中華民國被袁世凱玩弄于股掌之間，武夫當國、勢力當?shù)溃駠鴱囊婚_始就形成了壞的政治傳統(tǒng)，從袁世凱到他的反對者孫中山，皆迷信權勢，殊途同歸。孫中山搞二次革命，到處與地方軍閥聯(lián)絡，再同日本談判，希望借助內外軍閥的勢力重整革命。不管是獨裁者還是革命者，崇拜的都是同一個東西——力。孫中山一直到“五四運動”勝利之后才恍然大悟：原來不靠武力，憑借現(xiàn)代的文明觀念，依靠知識分子的動員能力，也可以征服天下。

整個民初社會，上上下下所崇拜的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所崇尚的力，傳統(tǒng)中國文明所偏重的倫理、道德、價值則無人問津。當時對這種“力的政治”觀察最敏銳、批判最深刻的，當屬《東方雜志》的主編杜亞泉，這位文化保守主義者在20世紀第一個10年中，在《東方雜志》上發(fā)表了十幾篇文章，集中批評民國以來的社會現(xiàn)狀，認為中國已經(jīng)成了一個叢林世界，不講精神、不講文明，只講競爭、弱肉強食。杜亞泉還進一步分析了產(chǎn)生這一現(xiàn)象的歷史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世紀末以來，從歐美傳入中國的唯物論，只講物質，物質至上，最先表現(xiàn)為洋務運動中的富強論，進而是天演論，即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自從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以來，宇宙無天神、人間無靈魂，一切唯物質為萬能，此外還有殘酷無情的競爭淘汰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宇宙美不美，都沒有人關心，所有人關心的唯一問題就是如何自我保存、怎樣免于被淘汰。這樣的世界只講優(yōu)劣，不問善惡，教育是競爭的練習場，激烈競爭的結果就是都成為殺人主義。

100年之后，我們重讀杜亞泉的話，依然能觸動心弦。在市場經(jīng)濟剛剛興起之時，大家對市場經(jīng)濟充滿烏托邦的想象，以為市場經(jīng)濟會給人帶來自由，帶來現(xiàn)代的民主政治。很少有人意識到市場經(jīng)濟制度不過是一種韋伯式的制度合理化，它可以與各種不同的政治體制結合，因而會有好的市場經(jīng)濟制度，也會有壞的市場經(jīng)濟制度。中國近十多年走的便是一條最壞的市場經(jīng)濟道路，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資本主義背后有一種精神，就是永不滿足的浮士德精神。這種精神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結合，給中國帶來了令人炫目的富強、日新月異的進步，但正如章太炎所說，歷史進化當中，善在進化，惡也在進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個社會在富強的同時，也蛻變?yōu)橐粋€充滿物質欲望的金錢主義社會。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是相互隔絕、缺乏有機聯(lián)系的原子化個人。這些個人每天辛辛苦苦，努力奮斗，為基本的生存和發(fā)展相互廝殺。要避免出現(xiàn)競爭的無序化，就需要一個超越于各種利益之上、具有絕對權威的政府以維持社會秩序。政府的威權之所以具有合法性，乃是其有深厚的社會基礎，這個社會基礎便是普遍化的利己主義。絕大部分的國民只有兩種性格，不是楊朱便是犬儒。楊朱是徹底的利己主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也”。還有一批人腦子比較清醒，也看出這個社會有問題，但是有一種無力感，覺得無法改變這個社會，怎么辦呢？只能做犬儒，潔身自好、獨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