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偏見成了產(chǎn)生民族優(yōu)越感的動力。它蟄伏在那里，打著盹兒，直到民族優(yōu)越感將它喚醒、起來作惡，為我們這些“好人”偶爾做的壞事進行辯護。例如，在19世紀的美國西部，華工被雇用開采金礦，這對白人勞動者的工作構(gòu)成了潛在的威脅。白人主辦的報紙煽動起對他們的偏見，將這些華人描繪成“墮落而邪惡的”、“極其貪婪的”、“殘忍而且沒有人性的”。但是，僅僅20年后，當這些中國移民愿意承擔修建橫貫大陸鐵路這項危險而艱苦的工作（這是一項白人不愿意從事的工作）時，公眾對他們的偏見消失了，取而代之的看法是“華工是樸實、勤勞而又守法的”。正如那位西部鐵路大亨查爾斯·克羅克所講的：“他們可與最優(yōu)秀的白人相媲美?！麄兎浅Ｕ\實，非常聰明，而且總是能夠很好地履行合同?！比欢?，鐵路建成之后，工作崗位再次變得較為稀缺。特別是在內(nèi)戰(zhàn)結(jié)束以后，大批退役士兵涌入本已吃緊的勞務(wù)市場。此時，反華的偏見又一次出現(xiàn)，媒體將華工描述為“罪犯”、“教唆犯”、“奸詐的”和“愚笨的”。33

偏見會為我們想要虐待他人進行辯護，而我們之所以想要虐待他人是因為我們不喜歡他們。那么，為什么我們會不喜歡他們呢？因為他們在一個本已吃緊的勞務(wù)市場上同我們競爭；因為他們的出現(xiàn)，令我們懷疑自己的宗教信仰是唯一正確的；因為我們希望維護自己的地位、權(quán)力和利益；因為我們需要感覺到自己優(yōu)于他人；因為我們的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反對他們的戰(zhàn)爭；因為我們對他們的習俗（特別是他們的性習俗以及那些性亂現(xiàn)象）感到不安，因為他們拒絕融入我們的文化；因為他們正試圖對融入我們的文化加以抵制。

當我們理解了偏見是進行自我辯護的工具時，便更加容易理解為什么某些偏見很難根除：這些偏見可以讓人們?yōu)樽约鹤钪匾纳鐣J同（包括種族、宗教、性別）進行辯護，減少因“我是一個正直的人”和“我的確討厭那些人”不一致所引起的失調(diào)。幸運的是，我們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減少偏見的一些條件，包括消除經(jīng)濟競爭、簽署休戰(zhàn)協(xié)定、行業(yè)聯(lián)合、更加熟悉并容忍對方、意識到對方同我們沒有太大的差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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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的環(huán)境中，”希特勒的忠實追隨者阿爾伯特·施佩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如果人們偏離了現(xiàn)實，他們很快就會面臨來自周圍人的挖苦和批評。在第三帝國中卻不存在這種矯正。與此相反，每一次自我欺騙都會被成倍地放大，就像置身于一個由哈哈鏡裝飾而成的大廳，一個由反復得到確認的鏡像組成的虛幻世界，它不再與嚴酷的外部世界保持任何聯(lián)系。在這些哈哈鏡里，除了看到自己反復出現(xiàn)的面孔外，我什么都看不到?！?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