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928年，中國處在北洋軍閥的黑暗統(tǒng)治之下，軍閥頭子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張作霖各統(tǒng)治了4年。這些軍閥頭目都有各自的軍隊、地盤和靠山。他們荼毒百姓，賣國求榮。當時的首都北京，是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勢力為了掌握話語權(quán)，影響輿論，往往以“津貼”的名義資助報館經(jīng)費。報館得到某派勢力的資助，自然替他說話，攻擊對手。更有甚者，有的軍閥干脆自己出錢辦報。當時北京大大小小70多家報紙，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如《北京時報》是段祺瑞的喉舌，《黃報》接受的是張宗昌的資助，《順天時報》的后臺是日本人等。它們隨政局沉浮，無一貫的政見和主張。沒有“報格”是當時北京許多報紙的共相。

在北京的兩年，邵飄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獨立的報紙，不依附于任何權(quán)勢集團，獨立地發(fā)言，獨立地報道，把真實的情況告訴民眾，以反映民眾的呼聲，做民眾的喉舌，表達自己的心跡。于是，1918年10月5日，他辭去《申報》駐京記者之職，創(chuàng)辦了著名的《京報》。他在創(chuàng)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確指出：“時局紛亂極點，乃國民毫無實力之故耳，……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于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京報》日出版兩張，邵飄萍依靠辦《漢民日報》時的經(jīng)驗，參考在日本、京滬各大報紙的版面設(shè)計，出版的報紙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它的一、四版為廣告，二版分評論、特別記載、國內(nèi)外要聞諸欄目，三版為各省新聞、北京瑣聞、政府命令以及“顯微鏡”欄目等。

創(chuàng)刊初始，邵飄萍與公弼兩人獨攬報紙的采編工作，報紙出版一個月，銷量增至4000份，當時北京報社、通訊社很多，其中人員復雜、良莠不齊，魚目混珠，各靠后臺老板維持報業(yè)。有的甚至專干敲詐勒索，有的人則掛名領(lǐng)干薪。北洋政府為了控制輿論界，往往給報社分等級，“贈送”宣傳費加以收買。各報社所領(lǐng)款額少則五十元，多則六百元。對于這種行為，邵飄萍恨之入骨，在《京報》上大肆抨擊，揭露一些報社、通訊社為了取得“津貼費”，置國家利益于不顧，喪失了新聞業(yè)公正立場。《京報》創(chuàng)刊不久，很快在讀者面前豎起了愛國反帝的旗幟，受到了廣泛好評。

無黨無派、不以特殊的權(quán)力集團為后盾、主張言論自由，以此定位的《京報》很快就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聲望傾動一時。《京報》受新思潮的影響，又代表著新潮流，不久便成為了“五四”運動前的強大輿論陣地，有力地推動了“五四”運動的爆發(fā)。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對北大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堅持“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的辦學方針，聘請了當時提倡思想革命的陳獨秀為文科學長，邀請激進民主主義者李大釗出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兼教授，胡適、劉半農(nóng)、楊昌濟等知名學者都云集北大，北大一下子由一個封建思想、官僚習氣濃厚的學府變成了一個思想開放、學派林立的陣地。1918年10月，邵飄萍促成北大成立新聞研究會，蔡元培聘他為導師，正為《京報》奔波的邵飄萍不顧勞碌，堅持每周去講兩小時的課，這也開創(chuàng)了中國新聞教育的開端。在首批學員名單上，毛澤東、高君宇、譚平山、陳公博、羅章龍、楊晦、譚植棠等赫然在列，邵飄萍影響力之深遠，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