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五次反圍剿處于關鍵之時，潘文郁將接觸到的“剿總”軍事機密，及時傳遞給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及時電告中共中央，或者設法通過秘密交通傳到蘇區(qū)。這年10月，潘文郁將國民黨軍進攻紅軍的兵力布置、戰(zhàn)役行動、團以上部隊番號、軍官姓名、防區(qū)分布等機密情報偷回家中，轉交中共。第五次反“圍剿”初期，紅軍多次不失時機地擺脫國民黨圍剿堵截，并且出奇制勝，與潘文郁提供的情報有直接的關系。

盡管在反“圍剿”中潘文郁的情報起了重大作用，但由于中共臨時中央繼續(xù)推行軍事冒險主義，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致使紅軍連續(xù)作戰(zhàn)近兩個月，不但未能御敵于蘇區(qū)之外，還致使反“圍剿”后期完全陷入被動地位。身在敵營的潘義郁非常關注這方面的消息，每天看到和聽到中央紅軍失利的消息，內心焦急萬分，他一方面緊張地關注戰(zhàn)事，一方面加緊搜集機密情報。

戰(zhàn)事吃緊，情報顯得更加重要。北京特科派楊青林專程到武漢秘密會見潘文郁，索要敵人的兵力部署和戰(zhàn)役行動等機密情報。

事關大局 不惜冒險

潘文郁無時不在關注國共雙方“圍剿”與反“圍剿”的情況。近一段時間每天從報紙上看到和聽到的，都是“共黨節(jié)節(jié)敗退”之類的新聞。盡管其中有一些國民黨自吹自擂的成分，但也不全是虛假的。從北京特科的戰(zhàn)友那，他獲知蘇區(qū)紅軍屢戰(zhàn)失利，此時敵兵已突破蘇區(qū)外圍，開始向中央蘇區(qū)腹地廣昌進犯了！戰(zhàn)事愈是緊迫，就愈凸顯情報的重要性。情報！情報！他真想把“剿總”所有的機密文件作為“炮彈”，都提供給紅軍呢。

一段時期以來，國民黨特務機關一直在查前幾次“圍剿”共軍失敗在情報上的漏洞。他們知道情報泄密，才導致一次次的失敗。前幾次反“圍剿”之所以中共能“用兵真如神”，起關鍵作用的是情報。1932年，國民黨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少將參議李明灝，以研究作戰(zhàn)業(yè)務為名，從機要室偷出大批軍用地圖迅速送到毛澤東、朱德手中，使紅軍如虎添翼，毛、朱巧布神兵，出奇制勝，擊敗了國民黨軍十一個師，擊斃師長李明，生俘師長陳時驥，瓦解了五十萬大軍進攻井岡山地區(qū)的第四次大圍剿。國民黨哪里知道，為共產黨送情報的竟是剿匪總司令部的少將參議！特務機關要查“內鬼”，潘文郁的處境越來越危險。

楊青林此次到武漢，是北京特科新的負責人李光偉派去的。這此之前，特科創(chuàng)始人吳成方、肖明和周怡等相繼被調離了。事情起因是執(zhí)行王明極“左”路線的“前委”竟提出在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內部發(fā)展紅軍，與馮玉祥產生矛盾，雙方合作失敗。當時馮玉祥不讓步，“前委”竟不顧戰(zhàn)局，指責馮玉祥并發(fā)動群眾罷工、罷市，舉行反對馮玉祥的示威游行，進而公然喊出了“打倒馮玉祥”的口號，客觀上配合了蔣介石、汪精衛(wèi)蓄意取消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行動。蔣介石在勸說無效的情況下，調動了十五個師的兵力圍剿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馮玉祥陷入內外夾擊，孤立無援的境地。無奈之下，馮玉祥只好宣布下野。十幾萬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最后只剩下方振武和吉鴻昌所部一萬五千多人，又遭何應欽勾結日寇夾擊，最終被徹底葬送。為此，中共上海中央局命令北京特科領導人吳成方、肖明和劉繼曾前往上海說明情況。此后，北京特科領導被上級撤換，但考慮到潘文郁是由楊青林單線聯(lián)系的，因此楊青林還留在北京特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