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紹興已經(jīng)有一所中西學堂，是徐君以的伯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籌得公款，辦此學堂。自任督辦（即今所謂校董），而別聘一人任總理（即今所謂校長），我回里后，被聘為該學堂總理。

我任紹興學堂總理。該學堂學生，依年齡及國學程度，分為三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級（數(shù)學及外國語例外）。今之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君與北大地質(zhì)學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時第一齋的小學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書馬祀光君，浙江省教育廳科員沈光烈君，都是那時第三齋的高才生。堂中外國語舊有英、法兩種，任學生選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種日本文。教員中授哲學、文學、史學的有馬湄莼、薛朗軒、馬水臣諸君，授數(shù)學理科的有杜亞泉、壽孝天諸君，主持訓育的有胡鍾生君。在那時候的紹興，可謂極一時之選。但教員中頗有新舊派別。新一點的，篤信進化論，對于舊日尊君卑民、重男輕女的習慣，隨時有所糾正；舊一點的不以為然。討論的機會，總是在午餐與晚餐時。因為餐室是一大廳，列許多方桌，每桌教員一人，學生六人，凡不與學生同桌之教員與總理，同坐中間圓桌。隨意談天，總不免涉及政治上、風俗上的問題，所見不同，互相駁辯，新的口眾，舊的往往見詘。此種情形，為眾學生所共聞，舊的引以為辱。而我與新派的教員卻并不想到這一點。

舊派的教員，既有此觀念，不能復忍，乃訴諸督辦。督辦是老輩，當然贊成舊派教員的意見，但又不愿公開地干涉。適《申報》載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諭，彼就送這個上諭來。請總理恭錄而懸諸學堂，我復書痛詆，并辭職，后經(jīng)多人調(diào)停，我允暫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