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末，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發(fā)展中國家（他更愿意稱之為“快速變化的社會”）社會和政治動蕩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的期望膨脹的速度比政府滿足民眾要求的能力提高的速度要快得多。數量革命和遷移革命造就了一個規(guī)模龐大且發(fā)展迅速的新的中產階層，他們清楚，有人比他們享有更多的財富、自由或個人成就，并期冀自己也能達到同樣的高度。這場“期望革命”和它所造成的期望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具有全球性，受它們影響的既有富裕國家又有貧窮國家。事實上，全球大多數人口都生活在所謂的“快速變化的社會”中。發(fā)展中國家的中產階級不斷壯大，大部分發(fā)達國家的中產階級卻呈萎縮之勢，但他們都在加劇政治動蕩。身處困境的中產階級走上街頭，為保障他們的生活條件而抗爭；擴張中的中產階級提出抗議，以期享有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例如，為了獲得更好更便宜的大學教育，2009年以來，智利的學生幾乎定期發(fā)起暴亂。幾十年前，高等教育還是少數精英階層的特權，而現在，大學校園里到處都是新興中產階級的子女。但是，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已經無法再讓學生和他們的家長感到滿足了，他們還想要更好更便宜的教育，并且現在就要。中國面臨的境況也是如此，新建公寓樓、醫(yī)院和學校的質量問題常引發(fā)人們的抗議。雖然幾年前那些公寓樓、醫(yī)院和學校根本都不存在，它們的新建已經是進步，但這并不能緩和人們的憤怒，他們希望醫(yī)療和教育服務的質量得到改善。這是一種新的思維模式、一種心態(tài)的變化，它對權力有著深遠的影響。

一場深刻的期望和標準革命已經爆發(fā)，它不僅出現在自由社會，也出現在那些最為保守的社會。大多數人以不同于他們父輩的目光審視著世界、鄰居、老板、牧師、政治家和政府。在某種程度上，這種現象是一直存在的。當今時代，人們獲取資源的渠道更多，遷移、學習、聯系和交流的范圍更廣、成本更低，這些改變對于人們的認知甚至是情緒的影響因為數量革命和遷移革命而大幅增強。人類的心態(tài)和世界觀代溝不可避免地加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