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美國也被動員起來了，所以1942 年時重慶人民充滿自信，認為中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能夠獲勝。事實上，我的到來本身就是美國被動員起來的一個證明。一位35 歲的哈佛大學教授以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文官的身份來到重慶，一邊為國會圖書館收集中國出版物，一邊為美國大使館主管散發(fā)縮微膠卷。事實上，以我對別人宣布的職位所賦予的令人尊重的學術身份為掩護，我還在執(zhí)行一項較秘密的任務，即努力尋找和微縮拍攝日本出版物供華盛頓的戰(zhàn)略情報局使用，而這一切都是為了能夠在戰(zhàn)爭中獲勝。

戰(zhàn)略情報局的第一位駐華代表為艾森·蓋樂博士，返美之前，他與我們見了一面。他曾在求精中學圈起的場地上，為戰(zhàn)略情報局駐華辦事處建造了一幢房子，位于崎嶇不平的重慶山城外2 英里處，距離蔣介石、孔祥熙以及史迪威將軍等人的司令部不遠。除此之外，求精學校內還有幾個民間機構——紅十字會、中華基金會（管理庚子賠款）以及金陵大學等。我們的房子共有4 層，25 個房間，墻壁堅固。自從饒大衛(wèi)回國之后，這里就只剩克萊德·薩金特（在北京時曾租用過我們的后院）一人作為戰(zhàn)略情報局的代表了。于是美國戰(zhàn)時新聞局搬進了這座已騰空的房子，因為它也是情報協(xié)調局的分支機構。

戰(zhàn)時新聞局有更多事務要開展。麥克·費希爾[Mac Fisher，弗朗西斯·麥克拉肯（Francis McCracken）] 是我在北京認識的一位記者朋友，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被派來中國負責美國新聞的在華發(fā)布事務。為了展開心理戰(zhàn)，例如用飛機散發(fā)傳單，他由一名在日本長大的助手吉姆·斯圖爾特（Jim Stewart）協(xié)助工作。他們還雇用了職員進行記錄，復制及發(fā)布每天戰(zhàn)時新聞局的新聞報道。在獲得海登博士的贊同之后，我邀請戰(zhàn)時新聞局采取更進一步的行動。很快戰(zhàn)時新聞局在紐約的專家可以使用特殊的儀器發(fā)送和接收新聞圖片。為此我們兩個辦事處幸運地調撥到了一輛汽車。

因為我曾被授予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的頭銜（雖寫在特別通行證上，但并沒有寫在外交護照上），于是我準備徒步前往美國大使館。先到達半島頂端，向下走大約200 級石階，然后乘坐輪渡沿長江逆流而上，航行約6 海里，到江對岸登陸，再向上攀登，大使館就位于南岸邊。我花了兩天時間向美國駐華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和他的顧問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解釋我的身份。匯報我的工作花去了不少的時間。

首先我決定要在大使的領導下開展工作，因為我并沒有什么制勝法典或特殊渠道。畢竟，我只是戰(zhàn)爭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僅僅負責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并不涉及秘密情報或秘密行動。我的辦公經(jīng)費和工資由大使館支付，來源于外國出版物采購部間委員會（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的基金，即先前的INDEC，后來縮寫為I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