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協(xié)議

案件的拖沓讓人出離憤怒，不過也在情理之中。那時，我們一直以為，這些案子能迅速、公平地在法庭外解決。眼下的首要任務，就是闡明災難發(fā)生的始末。當局沒有開展過任何公開調查。既然大多案件業(yè)已擱淺，法庭上也就不會曝光什么文件。我認為，對于這樣的危險藥品，公眾有權知道其具體的生產方式，以及新的安全規(guī)程是否到位。這也一直是我們在這場反應停戰(zhàn)斗中的奮斗目標。

但是到了1972年，我們的重心因為兩針強心劑發(fā)生了變化。一時間，埃文斯僅僅需要回應我們更多的要求。他筆下的歷史，很有可能成為影響案件的因素。

我告訴埃文斯，我要立刻、直接地介入訴訟。目的很簡單，也無可爭辯：為受害兒童的父母獲得更多賠償?！罢材匪梗@對你來說是一次真正的挑戰(zhàn)?！蔽艺f，并將一份長長的備忘錄副本交到他手中。這是我堅持出版的第一針，也是最救命的強心劑。

在這份備忘錄里，滿是疼痛、疾苦和被剝奪生命快樂的計算公式，它首次向人們展示了，法庭判給反應停受害兒童的賠償金額是多么荒謬可笑。有意思的是，所有這些信息，早在1969年便由一名杰出的調查記者收集完成。此人就是布魯斯·培智。我把他調來主持反應停的工作。

培智曾在約翰·普雷維特的《現代法律評論》上，閱讀過兩篇復雜的長文。作者是倫敦一家名為培根&伍德羅公司的保險精算師。根據1969年的協(xié)議，他抨擊法官利用經驗法則[1]修正了賠償金額。受害兒童的律師一直認為自己這方理屈詞窮。于是，他們與被告公司達成了和解：如果受害兒童能在法庭上贏下一個過失訴訟，那么就能全額得到公司支付總額；現在則只索要其中40%。

辛科利夫法官否決了保險精算師的證據，并且拒絕將通貨膨脹納入考慮范圍。普雷維特曾向法庭說明，根據過往判例，一名四肢殘缺的男孩在27歲時就會花光全額的賠償金裁定額，何況現在只能拿到全額的40%。約翰·威爾默斯則指出，政府已經保證會控制通貨膨脹。法官也同意，談論物價上漲完全是“空穴來風”和“無端猜測”。

根據普雷維特的計算，一個受害兒童至少需要106 000英鎊彌補收入損失和特殊護理。然而，支付的賠償僅有24 000英鎊——最后得到的賠償金，更是只有這個數字的40%，即區(qū)區(qū)的9 600英鎊。

盡管相關信息早在1969年就大白于天下，上述情況卻仍令人震驚不已。根據普雷維特在聽證會上提供的證據，常規(guī)的法庭報道本足以曝光這場災難。然而，普雷維特在媒體上只是曇花一現。當賠償金的裁定額公布時，這個數額和倫敦報業(yè)的刻板印象發(fā)生了沖突：報紙的大標題把孩子們的賠償金和彩池贏家的“財富”聯(lián)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