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古蜀文化的青銅器固然驚艷，其造型藝術之大膽與夸張更在殷商之上，然而后母戊四足大方鼎立于天地，穩(wěn)若泰山，大有一覽眾山小之氣概，其散發(fā)的中正之風也有別于古蜀的怪誕吊詭。當然，三足銅鼎還是殷商主流，李澤厚品評其美曰：“器制沉雄厚實，紋飾獰厲神秘，刻鏤深重凸出?！鄙倘酥χ鴮崻毑教煜?，因為三星堆古蜀文明以及古埃及文明、愛琴文明、兩河文明等重要文明都有“權杖”之傳統(tǒng)，唯獨商周沒有。殷商青銅器上流行的獸面紋在周朝被弱化，從對獸的濃墨重彩到對其形象的淡化處理，就是人文進程之一面。“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呂氏春秋·先識》）周禮的熏化讓后人深感“吃人有報”，此昭示文化大變。誠然，殷商文化是典型的神性文化，而周文化固然談不上絕對人性，然其“敬天保民”、“以德配天”之思想足見光輝。

所謂“鑄九鼎，象九州”，雖然“九鼎”與“九州”之傳說一樣令人振奮，但他們都是后人的“發(fā)明”。其實，鼎真正有政權之象征意味還是周人賦予的。銅礦是上古重要的戰(zhàn)略資源，而冶銅鑄鼎關乎神權威嚴，寶器與意識形態(tài)實有相輔相成之處。寶器如能做大做奇，攝人心魄，可收宣傳神權統(tǒng)治之效；神權殷實，則使一國在中央集權政府誕生前的組織動員能力最大化，此更助推寶器的翻新。

戰(zhàn)國時有此傳說，“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挽之，九九八十一萬人?！保ā稇?zhàn)國策》）“國之重器”并非直指鼎本身的超凡重量，蓋針對頻繁遷徙之不便而言。營筑城郭宮室與鑄鼎都是“安定穩(wěn)固”的大工程，對于商而言，鼎越大越后出。周人革命之“遷九鼎”，便有挪移商王國之味，同時也是在部落聯(lián)盟中展示最傲人的戰(zhàn)利品?！蹲髠鳌酚休d：“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孔子說“革物者莫若鼎”，這種“鼎革”思想實有賴于周初的宣傳，商人顯然是沒有的?！岸Ω铩彼枷雽嶋H透露出一種天下共主的意識，此后不光諸夏有此意識，蠻夷也來附庸。楚莊王就曾問鼎之輕重，秦始皇更是派千人在泗水里尋找周鼎。

自周始，中國的鼎文化逐漸形成，中國人的譬喻天分從此得到了很好的施展，說這人力氣大就用“力能扛鼎”，說這人正值壯年就用“春秋鼎盛”，說這人極有信譽便用“一言九鼎”，說王圖霸業(yè)就用“問鼎”與“定鼎”，說要助這人成事便說“鼎力相助”，說那曹魏、劉漢、孫吳割據(jù)就用“三足鼎立”，說天下大亂就用“海內(nèi)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