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國也不是商王國孕育的，盡管對于周人來說，殷人算是文化東來。早在伐商之前，那北靠岐山、南臨渭水的周原沃野上，先周文化已有了漫長的發(fā)展期。起初，文化較為落后的周人有一個對商文化尊崇、模仿的過程，如青銅器紋飾世界里的饕餮、夔龍必不可少，略有差異也只是文化傳播中的小小曲折。周原甲骨文里也忠實地記錄著“成湯”、“帝乙”、“太甲”等商代先王的大名，但當周人展露雄心之后，他們的文明視野逐漸放寬，開始創(chuàng)造新字，文王與武王在西周金文中就分別寫作“王文”、“王武”，而那些鑄有銘文的青銅器則更發(fā)展出周人自身的風格。最為關(guān)鍵的是，周人的立國精神是否定殷商的，無論此種精神出自后世子孫的盛情追美，還是源于英雄祖先的自我標榜，畢竟以熠熠之文明型沉淀了郁郁之文明型，歷史不得不使殷商這個“文明底稿”泛黃褶皺。

繼夏之存疑后的第二個遺憾便是，在周之前，并不好說有一個像樣的“中國”存在。之所以做如此論，并不是驚異于中華大地的地域差異，只因商大體還處于“原史時期”（protohistory），將來一脈相承、特征明顯的華夏文明在此時還只是一顆卵子，尚未受精。待到“天作之合”（《詩經(jīng)·大雅·大明》）以后，周人才接管商人的“共主”鋪子，遍種禮樂之花。其實，許多未經(jīng)證實的商朝禮制都是周人“孕育”的，時空倒置源于歷史編纂者的附會。例如，商人給周人以封建的啟發(fā)，但商人本身沒有封建制。

回顧古老氏族譜系的生長過程，方知沒有哪個民族是天生的結(jié)果，所有民族都是追認的。無論生滅，必須后繼有人，得有人來追認。三星堆又如何確認為古蜀文明呢？例如一句“有蜀侯蠶叢，其目縱，始稱王”（《華陽國志·蜀志》），此無疑是關(guān)乎古蜀先王的神話傳說，可視作無憑無據(jù)。當青銅縱目面具出土后，三星堆便基本可以追認為古蜀一脈。周人則會追認到商人那里，而非古蜀先民。

商王國是周文明凌厲的底稿，雖有太多不盡如人意處，但它留給周人的文化遺產(chǎn)卻不容抹殺。商人饋贈后世的有“三寶”，即青銅工藝、甲骨文與祖神崇拜。至于青銅工藝的傳承，前已略說，此下只說后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