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教授徐焰同志的話來說，這就叫做“個人不能左右歷史，歷史卻要左右個人”。事實證明的確如此。日本一投降，杜魯門就公然聲稱美國要“領導世界”。當領導嘛，當然就得選那些聽話的人來領導，選擇那些能滿足自己利益的人來領導。而在山姆大叔看來，在中國，當然的選擇是國民黨而不是共產黨——不管前者當時是多么腐敗多么不得人心。杜魯門政府正是這樣做的。美國政府一面支持國民黨政府壟斷對日受降權，一面還派出6萬多海軍陸戰(zhàn)隊在中國沿海登陸，幫助把遠在中國西南的國民黨軍隊運送到華東、華北和東北打內戰(zhàn)。雖然他們同時也在促成國共之間的和談，但那劃定的模式是削弱共產黨而加強國民黨。1949年夏天美國政府公布的白皮書也承認，美國政府當時甚至還考慮過直接以武力進攻共產黨軍隊，只是因為這一行動規(guī)模宏大，美國公眾將無法接受，加上其他諸如國際環(huán)境方面的原因，才改為采取在軍事和經濟上援助國民黨的方針。

不過當時雙方在冀東、膠東等地仍然發(fā)生過小規(guī)模的沖突。比如1946年7月26日在平津公路上的“安平事件”，美陸戰(zhàn)第一師就和八路軍冀東軍區(qū)部隊交過手，美軍當時也沒占上風，被擊斃3人，傷12人。電影《停戰(zhàn)以后》就曾經再現(xiàn)過這個真實事件。后來全面內戰(zhàn)爆發(fā)，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一直對美軍可能的介入保持高度的警惕，特別是解放大軍揮師南下進入美國在華利益比較集中的地區(qū)時更是如此——中共中央在考慮南下作戰(zhàn)時，就已經把“美國出兵占領中國沿海若干城市和我們作戰(zhàn)這樣一種可能性”計算在作戰(zhàn)計劃之內了。解放大軍橫渡長江后，劉鄧的第二野戰(zhàn)軍一直在長江下游停留到9月，其主要目的就是準備抵御美國軍隊可能的干涉。

美國人當時還算明智，沒敢動手，還挺自覺地從青島撤了軍。新中國建國前夕，中美關系曾經有過一個發(fā)展的契機。南京解放后，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一直沒有返回美國，而且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與中共方面保持接觸，探討發(fā)展關系的可能——這當然也不是為司氏本人的個人意愿所驅使，而是奉杜魯門政府之命的官方行為。然而這個契機還是被杜魯門政府給錯過了。杜魯門政府為根深蒂固的強權政策和觀念所驅使，向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要干涉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條件，而且要求新中國政府繼續(xù)承擔國民黨政府的“國際義務”——說白了就是繼續(xù)維護美國的在華特權和利益。這當然沒戲——雙方距離實在太遠。這也是明擺著的，新中國與舊中國涇渭分明之處，就在于此。這一切的一切，都注定了歷史會順理成章地演進這樣一個過程：奉行強權政治、熱衷于干涉別國內政的美利堅合眾國政府，與代表著中國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的新中國，必然會發(fā)生對抗與沖突，而且極有可能向遠東的國際政治舞臺逐漸擴展，直至面對面地過招較量，甚至演出一場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血肉大碰撞。這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還是徐焰同志那句話：“個人不能左右歷史，歷史卻要左右個人。”歷史還要左右地點——較量的舞臺。順理成章，這個舞臺被歷史左右到了朝鮮半島。不過毛澤東再神，這當口也不會想到這個碰撞會來得這么快。而事實上，在歷史時刻表上，戰(zhàn)爭已經進入了倒計時。1950年5月，李承晚集團在“大韓民國國民議會”選舉中遭受挫折，在總共230個議席中，僅取得49席。1950年6月18日，美國國務卿顧問約翰·杜勒斯視察了三八線。視察你就視察唄，可這位生性耐不住寂寞的人生性就怕人家拿他當啞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