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當局把這一批囚犯從霍爾莫戈里遷到了設在彼得羅明斯克修道院的另一個集中營。據(jù)他們后來向當局遞交的一份請愿書說，在那里他們受到“無禮的喝斥和粗暴的對待”，把六個人同時關進一個修道士過去居住的狹窄的單人房間，床鋪上爬滿了寄生蟲，不許他們鍛煉身體，不給他們任何書籍或書寫用紙。彼得羅明斯克集中營的負責人巴楚利斯同志企圖通過剝奪囚犯的權利和熱量——還不時地向他們的窗戶開槍——搞垮他們。作為回應，囚犯開展了又一輪無限期的絕食斗爭并且發(fā)出抗議書。最后，他們要求從這個集中營轉走，他們說那里正在流行瘧疾。

其他集中營的負責人抱怨他們那里的囚犯也是這樣。在一封寫給捷爾任斯基的信中，一位集中營負責人說，在他的集中營里，“自認為是政治犯的白衛(wèi)軍”組成了一個“活躍的小組”，致使看守無法工作：“他們詆毀政府，敗壞它的名譽……他們蔑視蘇維埃工人的誠實和好名聲”。有些看守自己動手解決問題。一九二一年四月，彼得羅明斯克的一批囚犯拒絕勞動，要求提高食物定量。對這種反抗行為煩透了的阿爾漢格爾斯克地方當局下令判處這批總共五百四十人的囚犯死刑，及時把他們槍斃了。

在其他地方，當局則試圖以相反的措施——答應社會主義者囚犯的全部要求——來維持安定。社會革命黨人伯莎?巴賓娜回憶了她被關進莫斯科布特爾卡監(jiān)獄的“社會主義者監(jiān)區(qū)”時與朋友們歡樂重聚的情景，這些朋友“有圣彼得堡地下工作時期的，有我的學生時代的，來自我們四處奔波時居住過的各個城鎮(zhèn)”。監(jiān)獄允許囚犯自由出入牢房。他們組織集體早操，創(chuàng)辦了管弦樂隊和合唱隊，成立了一個提供外國雜志的“俱樂部”和一個藏書可觀的圖書館。按照可以追溯到革命以前時代的傳統(tǒng)，每個囚犯獲釋之后都把他們的書籍留在這里。一個囚犯委員會為囚犯分配牢房，有些囚犯高興地得到了帶有地毯和壁毯的房間。另一些囚犯則記得，“我們沿著走廊散步，仿佛這是林蔭大道”。在巴賓娜看來，囚犯的生活似乎是虛幻的：“難道他們連把我們正規(guī)地鎖在牢房里面都不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