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們對于蘇聯(lián)的看法并不全都與意識形態(tài)有關。實際上倒不如說其中許多是被我們逐漸淡忘的關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記憶的副產品?，F(xiàn)在，我們堅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一場完全正義的戰(zhàn)爭，幾乎沒有人想去動搖這一信念。我們記得諾曼底登陸日，記得解放納粹集中營，記得孩子們擁上街頭歡迎美國兵。沒有人希望聽到還有別的東西，同盟國的勝利也有陰暗面；也沒有人希望被告知，正當我們的敵人希特勒的集中營被解放的時候，我們的盟友斯大林的集中營卻擴大了。通過戰(zhàn)后強行遣返成千上萬名俄國人而把他們送入虎口，通過在雅爾塔將數(shù)百萬人民交給蘇聯(lián)去統(tǒng)治，西方盟國可能已經幫助別人犯下了反人類的罪行。承認這一切將會破壞我們關于那個時期的記憶的道德純凈感。沒有人想知道，我們用幫助一個大屠殺者的手段打敗了另一個大屠殺者。沒有人想記住，我們所幫助的那個大屠殺者與西方的政治家們相處得有多么融洽?！拔艺娴南矚g斯大林，”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對一位朋友說，“他從不食言?！庇性S許多多斯大林與丘吉爾和羅斯福的合影，照片上的人全都面帶笑容。

最后，蘇聯(lián)的宣傳也不是毫無成效的。蘇聯(lián)企圖使人們對索爾仁尼琴的作品產生懷疑的努力——例如把他描繪成一個瘋子、一個反猶分子或者一個酒鬼——確實起了一些作用。蘇聯(lián)對西方學者和記者所施加的壓力同樣干擾了他們的工作。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當我作為一名美國大學生研究俄羅斯歷史時，熟人朋友告訴我，上研究生時不要費勁地繼續(xù)研究這個課題了，因為需要克服的困難太多：當時，那些“善解人意地”撰寫蘇聯(lián)問題文章的人士得到了更多查閱檔案和官方文獻的機會以及時間更長的入境簽證，從而使那些不解人意的研究者面臨著被驅逐的風險和職業(yè)上的難題。不用說，當然沒有什么局外人會被允許查閱任何與斯大林時代的勞改營或者后斯大林時代的監(jiān)獄系統(tǒng)有關的資料。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存在，于是，那些過份專心于探究真相的人也就失去了繼續(xù)待在這個國家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