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第二章我表示贊同諾思羅普教授說的： 西方哲學以他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fā)點，中國哲學以他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fā)點。其結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學中占統(tǒng)治地位，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tǒng)治地位。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混沌的全體。在《老子》、《莊子》里，并沒有說“道”實際上是什么，卻只說了它不是什么。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么，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么。

我們已經看到，佛家又加強了道家的負的方法。道家與佛家結合，產生了禪宗，禪宗的哲學我寧愿叫做靜默的哲學。誰若了解和認識了靜默的意義，誰就對于形上學的對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說是曾經應用過形上學的負的方法。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他發(fā)現了不可知者，即本體。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看來，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對于它說什么，所以最好是完全放棄形上學，只講知識論。但是在習慣于負的方法的人們看來，正因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應該對于它說什么，這是理所當然的。形上學的任務不在于，對于不可知者說些什么；而僅僅在于，對于不可知是不可知這個事實，說些什么。誰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誰也就總算對于它有所知。關于這一點，康德做了許多工作。

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上學系統(tǒng)，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給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大帽子。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但是甚至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那里，正的方法是用得極好了，可是他們的系統(tǒng)的頂點也都有神秘性質。哲學家或在《理想國》里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形上學》里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倫理學》里看出自己“從永恒的觀點看萬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愛”，在這些時候，除了靜默，他們還能做什么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這樣的詞形容他們的狀態(tài)，豈不更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