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瞿秋白犯路線錯誤。”

“1928年黨的第六次代表大會以后，李立三神氣起來了。從1930年6月到9月，他搞了三個多月的立三路線?！?/p>

“1930年到1931年，羅章龍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沒有成功?！?/p>

這樣，毛澤東把羅章龍列為黨內(nèi)斗爭的第四個“機會主義頭子”。

羅章龍很風趣地告訴筆者，他對毛澤東的話作了別出心裁的“注釋”：

“陳獨秀有個‘獨’字，成了第一個‘機會主義頭子’；瞿秋白的‘瞿’字，有雙目，也就成了第二個‘機會主義頭子’；李立三有個‘三’字，成了第三個‘機會主義頭子’；至于我，姓‘羅’，頭上頂著個‘四’字，成了第四個‘機會主義頭子’……”

說笑歸說笑。當羅章龍說及他那次黨內(nèi)斗爭，變得嚴肅起來。平日，他很少涉及這一敏感話題── 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李立三下臺。雖然當時中共名義上的領袖是向忠發(fā)，但是向忠發(fā)不論組織能力，還是理論水平，都夠不上作為中共領袖。只是共產(chǎn)國際和斯大林片面強調工人成分，才使向忠發(fā)成了中共中央總書記。

李立三的下臺，引發(fā)了中共的領導權的一場新的爭奪戰(zhàn)──王明要奪權，羅章龍也想成為中共領袖。兩派之間的激烈斗爭，便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展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