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系統問題”，出租車司機也開始進行這樣的理論性評價。充滿義憤的道德譴責，似乎沒有觸碰到問題的實質；政府暴風驟雨式的解決方式，注定只能是亡羊補牢，而且你在補住了這個缺口的同時，卻可能對另一個缺口視而不見，直到再有羊從那里逃出來；至于公眾，則被一種深深的無力感所左右，他們像是一個個孤立的原子，問題解決的唯一可能是被媒體大規(guī)模報道，所以中央電視臺門口總是站著上訪的人群，他們胸前或腳下陳列著自己的冤情，面無表情、徒勞地等待著被關注；而商業(yè)機構，它們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它們沒準備給這個社會帶來某種新的可能性，其中所謂最成功的、最聰明的，乃知道如何利用現有的方式，最大程度地推銷自己的產品。

經過三十年的發(fā)展，中國正呈現出它的新面貌。它成功地將公眾由政治人轉化成經濟人。政府權力退出的空間，迅速被商業(yè)機構占領，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業(yè)機構演變——它們變成一個個利益團體。這樣的一個國家在追逐物質利益的過程中，會表現出驚人的高效。讓經濟學家張五常贊嘆不已的“中國制度”，不正是他所謂的兩千兩百個縣，像是兩千兩百個公司那樣運轉嗎？他們在出賣土地、招商引資方面表現出強烈的饑餓感；而每個普通人則沒機會讓自己成長為一名公民，他們要成為的是消費者、投資者，將個人的豐富性弱化成單一的物質欲望，將全部能量都轉化成積累；而商業(yè)機構一方面生活在對政治權力的畏懼和不確定之中，另一方面也找不到自身的挑戰(zhàn)與平衡力量，他們經常將公共資源轉化成私人利潤，覆蓋在淮海路邊的電子屏幕，城市樓房中電梯里，甚至洗手間里的廣告牌，這些空間不該屬于任何人，但是它都轉化成中國最成功商人的財務報表上的數字了……

但是社會力量卻遲遲沒有生長起來。它本應給個人提供社區(qū)感，提供不同的價值選擇，演練他們共處與建設的能力。于是，在這一切轉變過程中，沒有什么力量平撫人們內心的劇痛，也沒有什么地方收容那些失敗者，或是受傷的人。支配整個社會的公共哲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們只有對成功者的仰慕，卻沒有對失敗者的同情。本質而言，人人都感覺到孤立無援，經常憑借虛假的樂觀、遲鈍，或者是一種輕視一切的犬儒態(tài)度來繼續(xù)生活。

但地下的幽靈終有一日將來報復你。事實上，我們不正遭遇到報復嗎？在三鹿集團輝煌業(yè)績的背后，原來是幼小的生命的代價。你只能暫時慶幸，他不是你。生活中的那種深深的不安感不是已經籠罩了所有人嗎？在名為《中國人幸福的一天》的短信中，你讀到這樣的話：“早晨起床，掀開黑心棉做的被子，用致癌牙膏刷完牙，喝杯過了期、碘超標還摻了三聚氰胺的牛奶，吃根有洗衣粉的油條，外加一個蘇丹紅咸蛋，在票販子手里買張車票，準時趕到地下煙廠上班，九點三十分偷偷用山寨手機看股票從6124點跌到1240點，中午在餐館點一盤用地溝油炒的避孕藥喂養(yǎng)的黃鱔……”

你可以將之理解為一種玩笑，但在這玩笑背后蘊藏著多么深刻的不安全感和無力感。倘若日后的歷史學家想要了解二〇〇八年的中國，這則短信不容錯過，它或許比北京奧運會、神州七號，更能展現這個國家的內在情緒。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