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準備與中國不可避免的戰(zhàn)爭，日本已經花了數十年時間訓練士兵。男子從小就接受訓練，以備將來到軍隊服役。在20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的影響更是滲透到日本男孩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日本的玩具店簡直成了戰(zhàn)爭神社，玩具士兵、坦克、頭盔、軍裝、步槍、高射炮、軍號和榴彈炮等軍事玩具應有盡有。關于那個時代的回憶錄描述，男孩們將竹竿當步槍，在街上玩打仗游戲。有些孩子甚至將木棍捆在背后，然后把自己想象成執(zhí)行自殺任務的“人肉炸彈”，認為自己是為國捐軀的英雄。

日本學校的管理方式就像小型軍營。事實上，有些學校的老師就是軍官，他們向學生灌輸日本的天定命運就是要征服亞洲，并作為最優(yōu)秀的種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協助國家完成這一神圣使命是每個學生的責任。他們教年齡較小的男孩操作木制模型槍，教年齡較大的男孩使用真槍。學校的教科書成為軍事宣傳的工具，有一本地理書甚至以日本的國土形狀作為擴張的理由：“我們看起來就像是亞洲的先鋒，勇敢地朝太平洋挺進。與此同時，我們也隨時準備保衛(wèi)亞洲大陸免遭外部侵略?！?老師還向男孩們灌輸對中國人民的仇恨和蔑視，在心理層面為他們將來入侵中國作準備。有位歷史學家講述了20世紀30年代的一個故事，當老師要求一個敏感的日本男孩解剖一只青蛙時，這個男孩嚇得哭了起來，老師用指關節(jié)敲著他的頭大聲咆哮道：“一只爛青蛙有什么好哭的？你長大后還要殺死一兩百個中國佬呢！”

然而，盡管日本人實施了類似的各種心理訓練，實際情況卻復雜得多。牛津大學歷史學家拉納?米特評論道：“日本社會對待中國的態(tài)度十分矛盾。與對待朝鮮的態(tài)度不同，日本對中國并非完全的種族蔑視：一方面，他們意識到中國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日本文化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們對中國20世紀早期的混亂局勢深感惱火。策劃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石原莞爾曾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熱情支持者。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的歲月里，包括孫中山和袁世凱在內的許多中國人都曾接受日本人的幫助和教育。日本為中國留學生提供庚款獎學金，日本同仁會幫助中國建設醫(yī)院，而且像橋本時夫這樣的學者更是發(fā)自內心地欣賞中國文化。日本外務省和軍隊中的中國問題專家通常都接受過良好的訓練，并且對中國非常了解?！比欢?，這些知識和訓練卻幾乎沒有傳遞給普通士兵。

日本學校中軍國主義的歷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明治維新時期。19世紀晚期，日本文部省大臣宣布，開辦學校并不是為了學生的個人利益，而是為了實現國家利益。日本人培訓小學老師的方式與訓練新兵相差無幾，師范生們需要住在軍營中，接受嚴格的紀律訓練和思想教化。1890年，日本天皇頒布《教育敕語》，其中規(guī)定的一系列道德規(guī)范不僅約束教師和學生，而且適用于全體日本公民?！督逃氛Z》其實是軍人道德規(guī)范的平民版本，將服從權威和無條件效忠天皇視為最高價值。日本所有學校都將《教育敕語》副本與天皇肖像供奉在一起，每天早上拿出來宣讀。據說，不止一位老師由于在宣讀時偶爾結巴而自殺，為褻瀆該圣文謝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