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為什么不能？科索沃不是也趟過去了嗎？”確乎，北約維和部隊的坦克裝甲車趟過了科索沃的邊界線。但有幾點需要額外特別注明：第一，趟過科索沃邊界線的不僅有北約的坦克裝甲車，還有俄羅斯人的坦克裝甲車。兩者之間雖不至于南轅北轍，卻多有齟齬。這種狀況本身說明，不同政治集團對科索沃事件的立場和目標并不是齊一的，更不用說全球范圍的意見差異了。第二，北約的坦克之所以能夠趟過科索沃的邊界線（嚴格地說是南斯拉夫國界線），是以其飛機導彈的地毯式轟炸作為前提條件的，況且還不是蹚過科索沃，而只是蹚入科索沃。這種以極端政治（軍事戰(zhàn)爭作為政治的極致和頂峰）強權的干預方式所實現(xiàn)的趟入，絕對不可能成為公認合理的跨文化差異的全球化方式。很難保證北約的這種強行闖入不是一種自陷泥淖的做法。第三，北約的趟入雖然自許人類和平和人權的名義，卻并無充分的根據(jù)證明其行為的普遍合法性。而且名義上也沒有諸如聯(lián)合國或世界人權組織這樣的組織合法性。這樣的全球化只是強者的權威游戲。最后也是最為重要的是，北約趟入科索沃后并沒有實現(xiàn)他們允諾的民族和解，其行為后果是，把原來的強者變成了弱者，把原來的弱者變成了強者，并且是用一種新的民族歧視置換了舊的民族歧視，半數(shù)以上的塞族人被阿族人驅逐報復，最多也只能說明北約政治權力者們所實行的民族正義還停留在《圣經(jīng)·舊約》中“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應性正義”層面，遠不是他們的理論家們（如羅爾斯）所竭力論證和倡導的權利與義務的“分配正義”。

因為差異，才需要正義或公正，這是經(jīng)濟和政治領域分配正義的道義要求。但這一原則并不能簡單移植到文化領域。文化的生產是地方性和民族化的，文化的差異也不可能通過分配或重新分配來實現(xiàn)文化公正。文化是不可強行分配的，它只能通過不同文化系統(tǒng)或層面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而達到相互共享。所謂文化的公正，不在于平均化甚至齊一化的接受效果，而在于交流和理解的過程；更深一些說，在于不同文化之間相互對待的主體間態(tài)度。因此它比經(jīng)濟和政治上的公正更依賴于人的意愿、情感、理智、判斷、心理和姿態(tài)等主體性因素。這正是文化多元論所具有的一個獨特特征，與經(jīng)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相比，其差異的內在性和不可克服性要深刻得多、復雜得多。如果《全球化陷阱》的作者們關于全球化不僅是一個經(jīng)濟陷阱而且是一個政治陷阱的分析論斷是值得重視的，那么，說全球化是一個可能的文化陷阱就有更充分的理由和論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