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信是馮先生應我邀約，為我報副刊寫了一篇散文，我寄樣報后他的復信。從此信中可知他當時身體狀況十分不佳，但仍想著為我寫字的事。“但既已承諾，當不至于食言”，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實在令我感動！

第二封信是我寫信向他求賜他的著作《馮至學術精華錄》后他的復信?！八^《學術精華錄》實際上一點也不‘精華’”，何等謙遜！

過了幾天，我去馮先生府上取回他贈我的著作和墨寶：“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是鄭板橋的詩句。

那天我為他拍了幾張照片，他高興地笑著，眼睛瞇成一條縫，慈祥極了。

馮先生晚年常對人說起他一生的兩個“心病”，一是1958年時文藝界領導要他寫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時他主編的《德國文學簡史》。對于第一件事，他曾說，領導關照要寫，這是“任務”，誰敢拒絕不從？

馮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協(xié)和醫(yī)院的艾青，艾青看見馮至拄著拐棍步履維艱地走來，感動得伸出大拇指向馮至致敬，馮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兩位老詩人，前嫌頓釋，把這個歷史造成的恩怨還給了歷史。

至于那第二件事，同樣是當時的時代悲劇。在1958至1959年的狂熱氣氛中，什么“拔白旗”“插紅旗”啊，在這種時候，有多少人敢說真話，敢憑學術良心正確評價外國作家和作品？然而馮先生嚴于律己，他認為這本書中的觀點、材料上的問題，都是他的責任，他把一個沉重的歷史枷鎖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并沒有把一切都推給歷史。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懷！

我們可以把馮至當鏡子來對照，反問自己在荒誕的歲月里做過什么荒誕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錯的事都一股腦兒算在了歷史的頭上？也許我們可以列一份清單，把那些傷過的人的名字寫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