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初登政治舞臺的主要事跡與行動在上文中已進行列舉。由于相關的大部分資料在對1900年義和團運動進行報復時已經被毀損滅失，因此，在官方的權威文件證據不足的條件下，李鴻章踏上公共舞臺的確切時間與地點還存在著一些無法確定的因素。對于以下說法，英國作家普遍予以認同：李鴻章以一名平民的身份，組建了一支軍隊來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從而向朝廷表現(xiàn)了自己的忠誠。然而事實卻向我們證明，我們應該對此說法予以拒絕，這才是正確的態(tài)度。此種說法只是一則謠言，這則謠傳之所以產生，其根源大概是由于這樣一個事實：1854年至1855年間，李鴻章在合肥團練擔任官職，而大部分資金是在此募集的，隨后因為軍事目的，合肥團練交由曾國藩領導。李鴻章充當曾國藩的幕僚并非像記載中所說的那樣發(fā)生在1853年，準確的時間應該是1855年。盡管李鴻章之后仕途頗順，擢升速度異常，然而直至四年之后，當曾國藩領導的軍隊在鎮(zhèn)壓太平天國運動中初顯眉目之時，作為一名軍事指揮官的李鴻章才開始在地方上名氣小露。他在軍事上就如同平時在政府公務上一樣多次獲得獎勵。1856年，他被擢升為道臺，次年加封為按察使的頭銜。直到1866年，當他和華爾、白齊文以及戈登建立合作關系之后，換句話說，當他以江蘇巡撫的名義同上海的外國團體建立合作關系之后，他才開始在普通的官僚中光華初綻。此外，部分資料涉及戈登對李鴻章的影響問題，比如說，在戈登的引領下，李鴻章的思想開始貼近于歐洲文明的道德價值，這就為李鴻章注入了與中國傳統(tǒng)的道德倫理價值迥異的西方思想。實際上，這些西方的思想萌芽在今后幾年的時間里被李鴻章肆無忌憚的鋒芒所扼殺，這種肆無忌憚源自他同那些不擅長阿諛奉承的歐洲人的往來交際，不過在19世紀60年代的確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思想。1867年，他在擔任湖廣總督一職時，此種影響之大可以通過他所呈奏的著名奏折的大意以及表層含義明顯地流露出來。此篇文章作為此段時期他堅定信念的流露方式，時至今日依舊可以作為對李鴻章治國之術的永遠的紀念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