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怎樣定義自由，我們都應該小心遵守兩個必要條件：第一，它要與顯而易見的事實一致；第二，它要與自身一致。如果我們遵守這兩個條件，并且使我們的定義為人所理解，我相信所有人對它就會找到一個一致的意見。

人們普遍認為，任何事物，若沒有其存在原因，就不會存在，而機遇這個詞，嚴格地來說，則只是一個消極的詞，它并不意味著自然中某處存在著某種實在的能力。可是有人卻妄稱有些原因是必然的，有些原因不是必然的。在這里，就可以看出定義的好處了。要是有人給一個原因下定義，卻沒有把它與其結果的必然聯(lián)系作為定義的一部分包括進去，同時他卻清楚地表明這個定義所表達的觀念的來源，那我就會毫不猶豫地放棄整個爭論。但是，如果關于這個問題的前述解釋得到接受，那這樣就必定是絕對不可行的了。如果物體之間并無有規(guī)則的連接，那我們就永遠不會有任何因果觀念。正是這種有規(guī)則的連接產(chǎn)生了理智的推論，而理智的推論則是我們所能理解的唯一聯(lián)系。無論何人，如果企圖不顧這些條件來給原因下定義，那他不是被迫要使用一些不可理解的術語，就是不得不使用一些與待定義術語同義的術語。如果上述定義得到接受，那么與必然性相對而不是與強制相對的自由，就與機遇無異了，而機遇是大家普遍認為不存在的……一切法律都建基于獎懲，由此就設定了一項基本原則，即這些動機對于心靈具有一種有規(guī)則的和齊一的影響，而獎懲則揚善抑惡。我們可以給這種影響以任何名稱，但是，由于它常常與行動連接在一起，我們必須尊之為原因，并把它看作我們這里想要確立的必然性的一個例證。

憎恨或報復的唯一適當對象是具有思想和意識的人或生命，如果有任何罪行或傷害行為激起了這種情緒，那只是由于這些行為與這個人之間有一種關系或聯(lián)系。就其真正本性而言，各種行動都是短暫易逝的，如果各種行動不是產(chǎn)生自行動者性格和性情中的某種原因，那么，即使是良善行動，也無法增加行動者的榮譽；即使是邪惡行動，也無法增加行動者的惡名。各種行動本身或許是可譴責的，它們可能違背了道德和宗教的全部規(guī)范。但是，行動者對它們并不負有責任，而且由于這些行動并不是產(chǎn)生自行動者身上的某種持久恒常的性質(zhì)，并且在這些行動并沒有留下那種性質(zhì)的任何東西，這樣一來，根據(jù)他們的說法，他就不能成為懲罰或報復的對象。因此，根據(jù)這個否認必然性并因之否認原因的原則，一個人即使犯下最恐怖的罪行，也不同他初生時那般純潔無暇，他的性格與他的行動也沒有任何關系，因為這些行動并不是從他的性格產(chǎn)生出來的，行動的惡劣絕不能用作品德墮落的證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