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羅的海首先浮現(xiàn)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國艦隊如能控制波羅的海，則必然帶來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收獲。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一旦被解除了德國入侵的威脅以后，它即便實際上不變成一個加入我們一方的交戰(zhàn)國，也會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納入我們的作戰(zhàn)系統(tǒng)。英國艦隊在波羅的海獲得制海權以后，會伸手援助俄國，這樣，就可能對于整個蘇聯(lián)政策與戰(zhàn)略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負責的和消息靈通的人士中間，對于這些事實并無異議。對波羅的海的控制權，顯然不僅是皇家海軍的，而且也是整個英國的最大戰(zhàn)利品。我們能不能獲得這個戰(zhàn)利品呢？在這場新戰(zhàn)爭中，德國的海軍并不成為一個障礙。我們在重型軍艦方面占有優(yōu)勢，因此使我們迫切希望一有機會，不論在何地，亦不論在何時，就和他們交戰(zhàn)。水雷區(qū)可以被較強的海軍國家所肅清，而潛艇對于有高效能的驅逐艦隊保護的艦隊，也無能為力。但現(xiàn)在，德國雖然沒有1914和1915年的強大的海軍，卻有了一支強大的無法估量的空軍，并且它的重要性正在與日俱增。

如果在兩三年前，我們能夠同蘇俄建立聯(lián)盟，現(xiàn)在我們派一個英國戰(zhàn)斗分艦隊和俄國艦隊聯(lián)合，并以克瑯斯塔德作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羅的海。當時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間鼓吹這個方案。至于這樣一種建議辦法究竟是否達到行動的程度，則不得而知了。這當然是抑制德國的一種方法；但此外，還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卻沒有被采用?，F(xiàn)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國成為一個敵對的中立國，正處在敵對與實際作戰(zhàn)兩者之間。瑞典有幾個可以供英國艦隊作基地的良港。但我們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國的侵犯。如果我們無法控制波羅的海，我們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沒有瑞典的港口，我們就無法控制波羅的海。這是戰(zhàn)略思想上的一個僵局。這個僵局有沒有辦法能打破呢？尋找一個解決辦法，這總是正確的。以后可以看到，在戰(zhàn)爭期間，我曾迫使參謀部對于各種不同的作戰(zhàn)計劃作長時間的研究，結果往往使我深信這些計劃最好還是暫時作罷，否則無法同整個的戰(zhàn)局相配合。在這些計劃中，第一個就是關于取得波羅的海的控制權。

我到海軍部以后的第四天，就要求海軍參謀部擬定一個關于打開進入波羅的海的通道的計劃。計劃處很快地答復說，如果要使計劃成功，則必須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襲的威脅似乎使這個計劃不可能實現(xiàn)；但除此以外，這個作戰(zhàn)計劃應該詳細地加以研究，并且如果認為可行的話，應在1940年3月或以前執(zhí)行。與此同時，我和我在1911—1912年間相識的老朋友、海軍建設局長斯坦利·古多爾爵士就這個計劃進行了長談，他立即對這種想法著了迷。我把這個計劃稱為“凱瑟琳計劃”，采取俄國偉大的女皇凱瑟琳的名字，因為在我的想法后面，隱藏著俄國。在9月12日，我寫成了一個詳細的備忘錄，送給有關的各方面。［1］

龐德海軍上將在20日答復我，他認為這個計劃成功與否，要看俄國是否參加德國那一方面，同時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證合作；他還認為不論派遣什么力量進入波羅的海，我們必須能夠對抗任何幾個國家可能聯(lián)合的力量而仍能獲得勝利。他對于這個冒險行動，完全贊成。9月21日，他同意海軍元帥科克-奧里伯爵，一個極有造詣和名望的將領，到海軍部工作，并為他準備了辦公室和少數(shù)精選的參謀人員以及所有為探討和策劃波羅的海進攻計劃所必需的情報。這樣的做法，在上次大戰(zhàn)中，恰好是有先例的，當時我曾得到費希爾勛爵的完全同意，而將外號“拖船”的著名的威爾遜海軍上將調回海軍部，以擔任這一類的特殊任務；而在這次戰(zhàn)爭中，也有很多這樣的事例，即通過毫無拘束的友好方式，對這類的重大問題進行探討，同時絲毫沒有引起有關的參謀長們的反感。

科克勛爵和我兩人的想法，都贊成建造特別適合抵御飛機和魚雷襲擊的主力艦。正如載在附錄中的備忘錄所表明的，我希望將“皇家君主”號級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們安裝著抵御魚雷的超級艦胴和抵御炸彈的堅固鐵甲板，以便派赴沿?；蚝{中作戰(zhàn)。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準備犧牲一個或甚至兩個炮塔和七八海里的速度。這種艦只，不僅可以用于波羅的海，而且為我們提供了有利條件，以便在敵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開攻勢。但即便關于海軍建造工程和船塢方面的最早估計能夠如期實現(xiàn)，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們便根據(jù)這種情形進行工作。

26日，科克勛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計，這種估計當然是根據(jù)對于問題所作的純軍事研究。他認為這個將來必然由他來指揮的作戰(zhàn)計劃，是完全可行的，但并不是沒有危險性。他認為在打開通路時，難免要遭受損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過德國艦隊百分之三十的富余艦只。如果我們預備在1940年中采取行動，則艦隊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訓練應在2月中旬完成。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號級艦只的甲板上加裝鐵甲板和船舷加裝護殼的計劃，為時間所不許。這又是一個僵局。不過，這類的工作如果繼續(xù)進行，我們也許在一年以后可能按照計劃規(guī)定采取行動。但在戰(zhàn)爭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樣，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發(fā)展。如果能有一兩年的時間，鎮(zhèn)定沉著地進行安排，則可以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

在所有這些方面，副參謀長湯姆·菲利普斯海軍上將（1940年底“威爾士親王”號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沒時遇難）和海軍部軍需署長兼第三海務大臣弗雷澤海軍上將都給我以有力的支持。后者建議以格倫輪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進攻的艦隊之內，這些船只后來在其他事件中發(fā)揮了作用。

我在海軍部最初處理的任務之一，是審查現(xiàn)有的新艦建造計劃和在戰(zhàn)爭發(fā)生時實行的戰(zhàn)時擴充計劃。

在任何時候，海軍部至少有四個連續(xù)的每年造艦計劃在同時進行。在1936和1937年間，有五艘戰(zhàn)列艦已經著手建造，預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間，議會又核準建造四艘戰(zhàn)列艦，但從訂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還有十九艘巡洋艦正處在不同的建造階段。在過去二十年中，由于條約的限制，皇家海軍在設計方面的建筑天才和令人欽佩的名譽受到了歪曲和束縛。我們所有的巡洋艦，都是為了要遵照這些條約限制和“君子協(xié)定”而取得的結果。在和平時期，艦只便按照這種標準在困難的政治局面下年復一年地建造，用以維持海軍的力量。在戰(zhàn)時，一切艦只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確的戰(zhàn)術目標作為標準。我極希望建造若干艘一萬四千噸的巡洋艦，裝有九點二英寸口徑的大炮和足以抵御八英寸口徑的炮彈的堅固裝甲板，而且它必須有很遠的續(xù)航能力和超過任何現(xiàn)有的“德意志”號或其他德國巡洋艦的速度。在這以前，條約的限制阻止了我們采用這樣的政策。現(xiàn)在我們已經不再受它們的拘束，但戰(zhàn)時許多事務迫切地需要優(yōu)先處理，因而使這種長期計劃同樣無法實行。